【前沿视野】儒家伦理与商业文化（一）

作者简介

胡平，1930年7月1日出生于浙江嘉兴，汉族。现任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曾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前国家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特区办主任等职务。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平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创立“商业文化”学说。著有《胡平商业文化论集》（中国商业出版社）、《经济市场化与流通新秩序》（人民出版社）等近十部著作，其中《论商业文化》一书1993年获得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儒家伦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曾经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大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然而，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邃、最富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具有一贯性、传承性，它总是围绕着某种特定的文化核心而演变发展。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一般所说的要因时、因地制宜而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所规定的历史特殊性。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管理思想的同时，必须继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儒家伦理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组织、稳定、促进的积极力量

我提出商业文化这个概念，并力倡建立关于它的学科，出发点之一，就在于研究如何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推动商业的发展，将传统文化的优势转化为商品经济的优势。经济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伦理文化背景，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和道教》中认为，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学基础，儒教伦理不利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是儒家伦理真的就与经济现代化格格不入呢？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带给我们深刻的回味和思考。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在政治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法律、教育等方面，一方面移植、模仿欧美的经验，另一方面作为影响民族成员意志、信念、价值体系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仍然归属于东方文明的范畴。有人称之为“儒教资本主义”或“第三种工业文明”。

儒家伦理非但没有抑制或阻碍它们的经济发展，相反却成为贯注其中的一种组织、稳定、促进的积极力量。研究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文明”之间的联系，成为欧美和上述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学者的热门话题。美国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由个人主义导致的“美国病”需要“东方药”来医治。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止境的功利观念、日益繁琐的诉讼制度、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等，都需要“儒家伦理”这剂良药来拯治缓解。这种现象充分地证明，儒家文化并不像人类历史上许多灿烂一时而终归湮灭的大文化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深度和存在价值。它依然有着辉煌的发展前景。

要将儒家伦理深深地切入现代经济生活，寻找新的生长点

有些学者将先秦、两汉视为儒学发展的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他们提出，要积极开拓儒学的第三期，即将儒家伦理深深地切入现代经济生活，从而寻找到新的生长点。我觉得，这不是海外奇谈，而是有希望、有可能的。商业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也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继承、发展儒家文化的有益尝试，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不可否认，儒家伦理作为特定时代孕育产生的特定文化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如过分强调等级、名常，强调以礼节欲，强调家族主义伦理等，这些都是束缚个性、排斥民主的消极因素。

以往我们总习惯于因此将儒家伦理看成是一套封建的道德教条，看成是历代封建君主专制的护身符。其实，任何优秀的人类文化哲学，都是一种开放的、富有适应性的思想体系，封建帝王于儒家伦理中见纲常、秩序，日本和“四小龙”的企业家们又于其中发现了一种“和为贵”的凝聚力量。儒家伦理并未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或者具体的方法、步骤，甚至在它的深层结构中，还缺乏一种商品意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与商业文化是对立的。我们不能为儒家伦理中一些过时的、僵化的言论所遮蔽，以致于不能从整体去发掘、把握它的内在精神实质，而应该从儒家伦理丰富、复杂的体系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内核来，加以灵活、富有创见性的学习、运用。

“义”与“利”之辩“乃儒者第一义”（朱喜语），也是商业文化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儒家伦理关注的往往是人际间的秩序、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感，强调人们在其所处的道德关系网点上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但这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赚钱发财。人们往往根据孟子“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以及宋儒的一些说法，便认定儒学重义轻利，排斥商业。我认为，这至少是一种片面的理解。《论语》中就有许多论述值得我们研究。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只是强调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第一银行首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州先生都曾说过：“《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贴切地阐释了儒家伦理与商品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道德必然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中，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手段；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并充实调整了道德生活的各种关系。两者彼此交融、互相促进。这跟中国历史上“义以生利”（《国语•晋语》）、“既无功利，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等，表达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义者，宜也”，它是优化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度”。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即以亲子之爱

、血缘关系延伸生发出来的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人道精神。儒学以仁释义，以义释利，在利益观与道德观之间建立了可靠的平衡机制。

英国古典政治学家亚当•斯密有两部影响较大的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论》，讨论伦理，一部是《国富论》，研究经济。他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用“经济人”的概念，将经济与伦理截然分离开来。这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客观事实上说，我们至今还找不出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发生道德消极现象的任何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分不开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商品经济必然会导致“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抑制私有制商品经济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它们除了宣传基督教义、健全法制之外，也十分重视伦理尤其是职业伦理的教育。

在我国，商业经营者既是市场上的竞争的对手、贸易伙伴，又同是国家的主人，他（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这种新型的利益关系，本身就蕴含了义利并举、竞争与服务相统一的自觉伦理要求。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对儒家伦理有关内容加以认真的总结和继承，这于社会主义商业文明的建设不是大有裨益吗？

（节选自胡平访谈录《改革开放亲历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