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作为现代性的以人为本

                                                王锐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从16世纪开始,人类社会出现了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漫长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西欧,然后通过全球化向全球扩展,迄今没有结束。而凡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那里的事物,无不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为了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理解现代化的本质,有必要从根本上把握现代性,即把以人为本看作是构成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诸多要素中核心要素、灵魂。从以下几个方面概略地论证这一点。

                                                                        一

      从经济视角看。中世纪的西欧,主体经济是农耕经济(封建庄园和小农),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特征是个体对经济共同体的依附性(所谓“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语)。马克思说:那个时代的小农不应用任何科学,没有任何分工,也就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和多种多样的发展,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利益的同一性没有能够使他们形成一个阶级,因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让别人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成为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主宰。后来,从内部萌发的商品交换把这种旧的关系瓦解了,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主要生产者变成摆脱人身依附的“独立”(首先是人格独立)个体。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人的孤立化”。

       人的孤立化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是以前未曾有过的。马克思说,它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就是说,人的孤立化现象是分工和商品交换比较充分发展的产物。它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如下的变化:

       一是人不再仅仅是共同体生产的一种元素(与农具、牲口一样),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独立性”代替“人的依赖关系”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人的关系特征的一种概括。这是作为现代性灵魂的以人为本出现的首要经济前提。大家知道,现代社会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商品交换领域的劳动力买卖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提。但是为了使得劳动力买卖得以实现,劳动者个人必须是处在自由、平等的关系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说:“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

      二是与人的独立性相联系的人的主体性也出现了。毫无疑问，这种主体性首先是个体的主体性。马克思说,在商品交换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不仅是自由、平等和所有权,而且还有“边沁”（指边沁理论，即每个人都有功利之心——编者注）。“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同前现代社会相比较,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具有更多的活力,个人受到更大的利益驱动,无非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个体主体性的个人,因为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有个性的人——即自觉把他者、社会结合的形式当作实现私人目的之手段的人。马克思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现代西方以人为本中的“人”,其个体与个性的特征是极其明显的,这要归功于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的铸就。

     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现代性的资本也给这个阶段的人的主体性带来严重的局限,这是因为人虽然有了独立性,但是它依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即对商品货币关系的依赖)基础上的。马克思说,构成资本社会这个新的经济共同体的条件,就把单个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例如,……工人完全丧失了客观存在的资料,他只是主观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共同体,……吞食着工人。”资产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同样也未能避免异化的命运。尽管现代性中的以人为本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但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是走向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键性一步。不过,根据马克思的设想,这种“不足”的消灭要以遥远未来的商品货币关系所带来的异化的消失为前提。

二

      从政治视角看。在古代,民智未开,人们普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能够支配人。于是社会统治者普遍把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说成是神的意志和意旨——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在西欧中世纪,人们认为,国家是从神的意志、意旨中产生出来的。神权凌驾于世俗王权上(国王登基,要罗马教皇为之加冕)。历史性的转变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身上。在此之前,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的意志和意旨是一切存在(包括人和国家的存在)的根据。笛卡儿却说,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在思考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因此“我思故我在”。这就把上帝本体论给颠覆了,国家的存在无须再从上帝意志那里找根据。现在,启蒙主义者宣布,国家可以不必这样产生!它完全可以从人类关系的理性中引申出来——这就是西方近现代政治学说史中的各种社会契约论。根据这些理论,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这就是在国家、法律等方面的现代性的表现。这种表现,一言概之,就是政治领域的事物也应当体现现代的以人为本。相对于古代社会来说,现代政治生活的以人为本,无非是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罢了。正如马克思所说:“马基雅佛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格劳修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如果说,政治方面现代性的出现,在西方是“脱神入俗”。那么东方国家,例如中国(那里不曾有过神权统治)政治方面的现代性的出现,也不会背离以人为本。有学者认为,那将是“脱圣入俗”。我很赞成此提法。古代中国的君主为了取得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也要神化自己。但是具体做法有别于西方(不是像基督教世界那样，让上帝的代理人——教皇给自己戴上神圣的光环,而是把自己“圣人化”),所以,在中国古代,臣子称皇帝为“圣上”。皇帝之所以是圣君,因为他是“奉天承运”——支配人间的“天命”落在他这个皇帝身上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命题有许多解说,就皇权的合法性来说,天与人的合一,当理解为君王的旨意应体现天意。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是一例(尽管董仲舒提出此说,也带有限制皇权的理论目的)。

       在现代,把统治权归结于“神授”不再有很多人相信了。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使在今天,老百姓对领袖人物抱有的“圣人情结”依然大有市场(当然不一定以圣君的崇拜形态)。但凡领袖人物总是有相当的才干,一旦出于某种目的,被别人或自己吹捧,夸大,本来的凡人就很容易成为“圣化”。圣化了的领导人对现代民主宪政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在现代宪政民主下,允许民众对领导者进行“问责”(包括道德问责、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既然人已被圣化了,他就不但是英明盖世,洞察一切,道德完善,而且乾坤独揽。那么,所谓“问责”又从何谈起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吃领袖人物“圣化”的亏还少吗?今天中国需要“脱圣入俗”(俗,指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就是说,过去那种“圣人”带领下的“现代化”其实是背离现代性的。

                                                                                  三

         从思想文化领域看。在西方,作为现代性的以人为本从一开始突出的是个人及其个性的价值。这一价值取向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孤立的个人”一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它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获得合法地位的。雅各布•布克哈特这样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意识是如何从古代的漠视个人转而自觉意识到自己首先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个人:“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

       我理解,这就是作为现代性的文化自觉。在还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东方社会,这种文化自觉就很缺乏。西方的著名学者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个人的出现就一直被视为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在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上的分水岭。例如耶利内克说:“在古代,人从来就没有被明确认为是某个个人……只是到了19世纪,‘人是个人’这一原则才获得了普遍胜利。”最后,还可以指出,哈贝马斯直接把个人列为现代性的一个标准。他说,现代性是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的模式和标准——个人是其中之一。现代性这样一个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在西方,谈论现代性的以人为本而看不到这里的“人”首先是指个人,是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等等,是不可理解的。

      当然,片面强调个人而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也是西方社会的痼疾。但是那里的统治者也会总结经验(严格法治、设立种种规范以约束个人利益无限冲动……),不让因维护个人权利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瓦解。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动力建立在个人利益驱动基础上,但是他们也大力推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不让个人因素过度损害社会群体(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这个定语指的就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的个人利益驱动的约束)。

       既然现代性的以人为本突出个人与个性,那么一旦接受现代性的以人为本,会不会导致整个社会单纯以个人利益为“本”?会不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如果宣布:以人为本的人,只是指人类,而不是指个人,岂不是在理论上更稳妥一些?建议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行不通。第一,说以人为本包括个人,不等于整个社会单纯以个人利益为本。第二,以人为本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常常是针对漠视个人权益的(神权或俗权的)专制主义。所以,最初的以人为本首先强调个人是难免的,这也是它的进步性所在。当它一旦被全社会接受,成为全民牢不可破的信念,人们就会开始修正其早期因片面强调个人而带来的负面作用。第三,以人为本命题应当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就是说,要依据它被运用时的语境去确定命题中的“人”的主要内涵。——假定党委书记对党员讲政治课,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的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民为本,这无非。      

       这里之所以要突出“人民”,因为所说的是政治性(阶级性)很强的事物。特定语境允许我们这样说。但是无条件地把以人为本完全等同于以“人民”(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即对应着“敌对性质矛盾”的人民)为本,则是可以商榷的。例如,当语境是从大地震之类灾难中抢救生命,那么在这个场合,上述以人为本“实质”的表述就未必切合。因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超越阶级、阶层划分考虑的人道主义性质救援。如果语境是讨论地球生态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这个场合的以人为本无疑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争论涉及以自然(或生物)为中心,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由此可见，把以人为本的“人”抽象地固定为“类”或者“个人”……都是不妥的。

四

       从哲学形而上学视角看。现代社会出现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在更高的领域——哲学形而上学层面反映出来。作为现代性的以人为本是怎样以哲学形而上学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西方古代哲学形而上学又是怎样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现代形而上学的?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只能借助于余吾金教授的一篇精彩论文某些片断来扼要介绍。余文是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下,论述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的“三次翻转”。而第一个“翻转”的结果,就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以人为本。余文是这样论述的:

      西方古代的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是在场形而上学,它关注的是世界万物在人的意识中的显现或在场。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作为存在者的“人”的特异性还没有被主题化,人被视为与其他存在者,如房子、马、石头、艺术品同样的东西。柏拉图主义把在场的始源性形式理解为“存在”即“理念”;但由于它没有意识到,在所有的“存在者”中,唯有“人”这一特异的“存在者”才能担当起询问存在的意义的使命。所以,存在的意义无法通过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彰显出来。这就注定,它要被新的形而上学取代。取代是这样实现的。对于柏拉图来说,理念之本质以及存在之本质的最终根据,是在一个创造者的安排中。海德格尔认为,在这里,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命运就已经被确定了。就是说,在漫长的中世纪社会中,它转化为以论证上帝的存在为主旨的理性神学。而上帝这一“完美的”创造者则成了最根本的在场的形式。在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开端的现代社会中,上述两种在场形而上学都遭到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论,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和冲击。而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就是笛卡儿(他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之后,便是康德和黑格尔等。新理论是对形而上学作这样翻转的:它拒绝把“人”这一特异的存在者与其他存在者一视同仁。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它意味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把自己作为主体置于作为存在者整体的的世界之中心。于是世界万物在人的意识中的显现方式被翻转过来了。对以前的形而上学来说,人是整个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普通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素;而对于主体性形而上学来说,人是整个世界图景的基础和中心。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西方历史现在已经进入我们所谓现代这个时代的完成过程中。这个时代是由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来规定的:人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

      海德格尔所说的规定“现代这个时代”的那个“事实”……人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另一表述。综合以上的论述,以人为本是现代性的核心、灵魂,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五

      在现代化向全球扩展的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作为先行者,大体上完成了这个向现代社会转变,而后来者(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在艰苦的现代化进程中。纵然都是走向现代社会,走向现代性,前者的轨迹不会分毫不差地在后者身上复制出来,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灵魂的以人为本的命运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化的口号与以人为本几乎不沾边(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而没有着重在人的现代化)。在党中央的文献中,只是在21世纪初(2003年)才第一次出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度成熟。前一阶段文化愈成熟,则它向下一阶段的转变就愈困难,这似乎是个规律。反映在文化价值观上,尽管中国古代文献《管子》中已经有“以人为本”的提法,但是,那只是法家的思想,即法家为了实现其霸王之道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和方略(在人与物的因素之间,更多重视前者。这种思想的来源其实还是受到齐鲁儒家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毕竟不是现代性的人本观念。后者强调的是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康德);强调的是个体的主体性。后者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观念特别强调个体对整体、下对上的绝对服从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二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说,现代性的向全球扩展表现出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它的实现却总是采取恶的形式。马克思评论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残酷统治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现代性是来自西方的东西。但是由于西方的侵略,在后来者那里激起对西方的反抗,造成长期对西方敌视的意识形态,而在偏激意识形态支配下,现代性很容易与西化划等号……这,也许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与现代性相关的许多事物持有警惕、犹豫心态的原因。

六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作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在对待现代性的以人为本问题上,面临着某种尴尬:一方面它要与古代的传统观念决裂(或扬弃),力争实现现代性的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另一股反对它的思潮——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大家知道,现代以人为本在生态层面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人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人为了自身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因果必然性,其结果是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于是,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宣布,既然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它确实是过时了。新思潮的挑战说明,现代化在发达国家已经充分成熟,因而在现代化工业化背后的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也必然受到挑战。这个挑战表明,西方已经出现与现有的工业社会不同的新现象,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也有人把它叫做后现代社会。而生态层面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正是这种后现代转向引发出来的。

       由于现代化在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在现代化的后来者那里,一方面正在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环境又把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例如非人类中心主义之类)作为“新观念”输入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在中国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前些年弘扬人的主体性(这正是现代化需要的观念)的哲学争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派之间还未完全平息,否定主客二元对立和主体性的后现代哲学的呼声便已经抬头了。对于奔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她的主要价值取向应如何确定?在现代化未充分成熟之前,就要把与之相抗衡的后现代精神推向前台吗?还未完全争取到手的东西,就要批判它?或者说,我们两者都要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