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企业文化管理

司马云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我2006年在山西教育社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的书，它的副标题就是“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我在本书中曾把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归结为以下八点：一是“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精神；二是刚健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三是博大无私的天地精神；四是至诚不息的精神；五是正德、利用、厚生的精神；六是不为物蔽、不为形役的超越精神；七是仁的博大精神；八是和谐或和平的精神。而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刚健、中正、仁义、和平”八个字。

这些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每项展开皆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不是短短20分钟能讲完的。但我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不是任何人随意可以加给它，而是国家民族在长期群体参与互动中历史地形成并认可的。如果把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划分为文化心理与文化观念两部分的话，那么，文化价值观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而文化精神则是超越欲望、目的、动机、情感、情绪一类文化心理，上升到无欲的形而上学高度，所获得关于真理、正义、大美、崇高、庄严、神圣一类思维形式。从贯通几千年文化历史根本存在意义上讲，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它的根本精神。中国文化“刚健、中正、仁义、和平”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它的根本精神所在。《易传》讲“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把万感万应，都必须站在刚健中正的立场，看作是是天道命令，就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易传》又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类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中国应走一条什么道路，老祖宗早在2000多年前就给我规定好了，那就是“仁与义”的道路。刚健中正应对事物，走一条“仁与义”的道路，故周子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而且应对事务，走“仁与义”的道路，应该是和平的，具“至德和平”品质。中国文化哲学思维远在唐虞时代就已经达到“惟精惟一”高度，殷商更提出以“惟一惟和”治天下。惟天地万物和谐，才能刚健、笃实、光辉，才能正命生化，才能以美利利天下。故《易传》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利者，义之和也。” 故“和平”亦乃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也。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说破《易经》，指陈玄门造化，及儒门《论》《孟》教典，真正可为天地间大道真脉与流行精神者，只一个字即可说的，那就是“仁”。故明儒罗近芳先生所在谈到儒家文化精神时曾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中间又何纤毫间隔？故孔门宗旨，惟是一个‘仁’字。” 仁，即生意，即“天地之大德曰生”者，即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即天地万物之至情；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人得之，就是爱心，就是亲情，就是友谊、善良、美好。治国平天下，惟立于天地万物之至情方可。3000多年前，文王问太公何以治天下？太公就告之以天地万物之至情。它对人来说，就是生存的权力。故文王问如何“收敛天下之心，使其归之”，太公答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太公把人的生存权利看作是天地之至情，看成是匡济天下的根本，已经超越了“惠民”之说，它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为人的生存权利立宪。

    摩尔根说：“人类的主要制度是从少数原始思维的有苗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已经不是原始思维，而是进入文明时期的文化哲学本原思维。正如每个国家民族皆可以从自己文化源头引出现代伦理精神一样，中华民族也是可以从这些本原思维引出现代制度与伦理道德精神的。如果说西方由新教伦理引申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把赚钱看作是天职，那么，中国以天道立教，把生生不息看作是天地万物之至情，它由此所引出的伦理道德精神，则不是视赚钱为天职，而是以养民为天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说的这种天职。天子养万民，企业家职工，皆是天命所在，皆是“天工人其代之”的伦理道德精神要求！因此，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精神，要求有国有天下者，代天理民，不是藏天下于筐箩，而是藏天下于天下；要求企业家的，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养好你的职工，为天下人更好服务，而且要至诚不息。依照西方宗教伦理精神，富兰克林认为，“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就够了；过多的这种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费。”而者对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精神来说，则是不允许的！惟至诚不息，方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不诚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如果你把人民、顾客当作上帝，若是你不至诚，欺骗它，那么，上帝的降临则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