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状态”

和梁建章第一次见面是在2013年第一财经“中国商业领袖奖”的颁奖礼上。作为获奖者，他寥寥几句致辞，沉默地坐着。

1977年，8岁的梁建章就尝试用电脑写诗。初中没毕业就上了复旦大学计算机少年班，一年后考进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20岁开始读博士，突然觉得“最先进的不是学校而是企业”，就不读了，加入了甲骨文公司在硅谷的总部。1999年又从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任上辞职，作为主要合伙人创建了携程网，那时他还30岁不到。

2003年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在OTA（在线旅游）领域一骑绝尘，梁建章2007年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又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从此他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写了大量文章并借助微博进行社会化传播。等梁建章回国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书后，很多人以为他就此栖于校园了。没想到2012年他又回到携程，领导了向移动端转型的无线革命，并发挥资本力量，对全行业进行整合。

梁建章去美国念书时卖了自己在携程的大部分的股票，他说重返携程不是为了名和利，“还是觉得这个公司是自己创办的，总归不想看到它没落，这是对公司的责任，也是对团队的责任。”具体来说，首先是把移动技术赶上去；其次是用价格战打击对手；第三是内部创业，激发活力。

2013年3月梁建章回归携程担任CEO之后，大多数工作日的早晨，他和COO、联席总裁孙洁都是最早上班的人。两个人在8点之前先碰头，简单交流一下今天该做什么事，开什么会，最近有什么重要的或特别的事，碰头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上班后，孙洁像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对着厘定好的当天时间表强力出发。她是一个目标感特别清晰的人，对所有部门、项目、管理者的情况都很了解，工作起来总是单刀直入，快速部署，解决问题。而梁建章主要把控战略、行业竞合、国际化等问题，他还亲自抓最紧要的工作，就是移动端。携程沿着移动化、平台化、小团队创新三个方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突出。

梁建章和孙洁都有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他们看到国外很多大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并购，所以他们也一直使用资本方式。2012年前围绕价值链投资了国内旅游，投资了经济型连锁酒店如家、汉庭、七天等；在中国台湾投资了易游网，在香港投资了永安旅游。2015年投资了总部位于英国、全球领先的低成本航空直连分销系统Travelfusion，2016年投资了英国最大的机票比价平台天巡（Skyscanner），等等。

2017年，美团和阿里旅行等具有强大流量优势的新的竞争对手加大了在OTA市场的投入力度，美团在中低价格酒店方面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携程。梁建章面临着新的挑战。从现在看，携程的竞争战略，一是全球化，二是平台化，三是大数据。

在秦朔朋友圈三周年的活动上，梁建章分享了他对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

他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定位是准确的，不是“战”。战争就会有赢家有输家，而且赢家可能大赢，输家可能大输。即使美国的目的是要制衡中国，从世界贸易历史看，通过贸易来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作用其实是很小的。

梁建章说，对外交流一是资金，二是信息，三是货物，四是人员。美国能做的仅仅是货物，把一些商品的关税提高，从10%升到20%，从历史看，这个贸易关税水平是比较低的。单方面把一些货物的关税加上去，只会导致货物到第三国去流转一遍，效果不是那么好，而且中国现在外贸只占GDP的较小比例，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美国在技术转移方面，投资方面，或者人员方面，对中国会有影响。但是从中国的对外投资看，很少通过投资拿到过什么技术，因为除非你的公司的技术比它强，它才愿意让你收购，产业资本都是你强它才愿意被收购；现在全世界继续投资中国，中国是世界上风险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资金来自全世界各地。所以资金上对中国也没多大影响。

在人员上，如果美国不让中国人或者中国留学生去的话，美国最根本的优势是吸引全球人才，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当然中国是损失了，但是对美国来说损失更大。

最后是信息，中国对互相互联网的管制、社交媒体的管制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国际主流网站封掉，不利于我们的企业或者学者在全球交流，很麻烦。这方面中国确实是有改进的余地，但这肯定这不是特朗普在想的事情。所以，总体来说，贸易摩擦对中国实际的经济影响应该不会那么大。关键是看大家对中国自己经济的信心。

我观察梁建章，总觉得他处在“未完成状态”，是一个“非典型企业家”。可能在他心目中，人口比旅行是更重要的事情。简单的逻辑是人口下来了，旅行就会减少。

但梁建章的逻辑不会如此简单。他在《人口创新力》中创造了一个公式：一国的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即一国的创新力取决于四大要素——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在四个要素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人口多，市场大，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造第一辆汽车与造第一百万辆汽车相比，肯定是后者的成本要低得多。人口众多也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更加突显，因为这些行业的研发投入巨大，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利用其市场规模进行巨额投入，率先产业化，然后复制到其他国家。而且，大国的庞大人才资源，也更能聚集产生出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例如，中国5G建设全球领先，深圳则成为全球高科技的制造业集聚地。

所以，在梁建章看来，人口危机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陷阱。如果中国未来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在二三十年后，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年轻的工作人群急剧萎缩，规模效应丧失殆尽，未来的盛世将只是昙花一现，届时除了医疗、养老、殡葬外，大部分行业都将成为夕阳行业。按现在的趋势，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会因此彻底失去人口优势。印度各种先天条件几乎都远不如中国，但印度年轻和庞大的人口，却是跟中国竞争的重要优势。至于美国，则将依靠移民和高生育率，在人才规模上会逐步赶上中国。

有人肯定觉得梁建章是危言耸听，或认为他说的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但我知道，以他学霸级别的计算能力，他说的观点都经过了详细的测算。比如，虽然中国目前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按现有的生育率趋势，两三代人后，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将少于美国；再加上美国从全球吸引移民，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年轻人口将少于美国，中国将丧失对美国的人口优势。到时，国力又会被美国甚至是印度反超。

梁建章说，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成功的基础就是中国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众多人口。过去，闭关锁国隔断了中国与外部的正常交流和交易，让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无法享受外部的规模效应。而近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了全球人口规模优势以及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积累效应，释放了中国过去的人口需求和劳动势能，在充分市场化和以及人财物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推动下，带来了40年的经济奇迹。要继续这种奇迹，就需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并保持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

他大声疾呼，虽然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但影响深远。只是人们常常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一个文明或民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制度如何先进，如果其在繁衍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27年低于更替水平，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延续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

有人说梁建章不务正业。而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真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