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珍：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

国家开放创新体系，融合了国家创新体系和开放式创新两大理论和概念，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演化，是新时代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

国家开放创新体系可以认为是一国以自身基本国情和创新现状为基础，将边界内的各创新主体及其交互作用，以及它们与国家边界外的其他创新主体互动链接，通过充分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强化创新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为最终目的的互动与学习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深刻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和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由改革促开放逐渐转向以开放促改革的新时代，开放创新正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就必然要求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

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需要把握新机遇

新时代，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最大红利，这为国家开放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动力源泉。

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是向改革要红利，这种改革红利实际上是由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自身产生的巨大低端市场需求创造的人口红利，这种规模效应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需求，很少地依靠创新就可以实现，没有也不可能具有长期的全球竞争力。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开放的冲击和高质量发展将大大压缩人口红利空间，促进改革红利向创新红利转变，催生新一轮社会财富转移和形成。开放为创新铺路，机制为创新服务，向创新要红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创新时代。

在新时代，国家开放创新体系中的所有创新主体只需要做的就是主动创新（just innovation）、专注创新、大胆创新、服务创新，推动创新成为时髦、时尚，引领社会文化潮流。

机遇二：新时代，开放创新成为社会发展新常态，这为国家开放创新体系建设扫清观念障碍、提供可靠保障。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篇是改革创新，下半篇则是开放创新。开放创新作为社会发展新常态，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家顶层设计上开放创新的宏观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报告等。

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开放创新社会风气的形成，将开放创新理念深入人心。

三是国内区域不断开放，区域协同创新升级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四是经过实施多年的“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大批海外（归国）专家已经成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创新主体力量，作为开放创新的受益者，他们对开放创新理念的推崇影响了更多的创新主体。

五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年龄人群正逐渐由“80后”、“90后”这些接受过开放式教育的人群构成，开放创新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开放创新成为社会发展新常态，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开放创新的常态化建设。

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需要克服新挑战

挑战一：创新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国家开放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边界内的各创新主体与国家边界外的其他创新主体互动链接，充分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现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强权政治涌现这些因素的出现导致了创新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创新全球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全球创新进程和创新资源的重新分配组合，比如人才流动、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直接影响了国家开放创新体系的顺畅建设。

需要重新规划开放的程度、深度和广度，重新解决向谁开放、怎么开放、以及如何合作的系统问题，以系统开放的高质量规划促进创新的高质量发展。

挑战二：国家创新系统失灵风险

风云变幻的国际创新环境和不断开放的创新体系都会引发国家创新系统失灵的风险。

一是传统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战略空间不断缩小，企业通过并购获取技术、通过资助海外机构和大学获取知识的手段逐渐遭到扼杀，甚至在有些领域的学术交流也受到阻拦。

二是各创新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隔离这一顽疾长期得到没有有效解决，产业应用和科学研究脱节，两者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增大。

三是更多的创新被关注于短周期快项目，对长周期慢项目的创新关注和投入明显不足，核心关键技术储备匮乏。

四是一些技术积累厚实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始步入创新无人区，传统和现代、科学和伦理之间的矛盾开始新的积累。

挑战三：扛起引领全球创新大旗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对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近年来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创新地位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国家创新指数在13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7，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

部分领域已由创新“追跑”提升到创新“并跑”和“领跑”的水平，一些前端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甚至将会超越美国，扛起引领全球创新大旗就成为新的挑战。

因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创新模式和国家创新体系都很大程度上以美国为学习模版，数十年来一直聚精会神地跟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创新轨迹前进，在此过程中就普遍形成了“美国的技术就是最好技术”、“美国的产品就是最好产品”、“美国权威教授的论文就是最好理论的观念”。

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很少及时地挖掘我们自身在创新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逐渐丧失了创新领导力信心，对自身可能已经成为部分领域的创新引领者这一事实明显思想准备不足，更不用说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文化了。

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需要健全新对策

对策一：积极倡导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

创新全球化的不确定性虽然带来很大挑战，却为国家开放创新体系建设化被动为主动提供重要契机。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创新全球化也定是大势所趋。

在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积极倡导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通过创新协作手段可以为解决一些全球危机问题提供新的方案。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是主动开放、主动作为，携手理念认同者共同打造要素开放、利益协同、资源共享的开放创新共同体。

实现方式可以包括：将我国在探月、量子通信、纳米科技等大科学项目工程的国际领先优势转化为开放创新大平台，主动吸纳全球优秀人才参与项目活动；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创新效应；有效利用“以技术换市场”和“以市场换技术”的双向创新手段。

对策二：切实抓好关键少数

切实抓好国家开放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少数是防控国家创新系统失灵的关键手段。

一是花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的最后10%进程。

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匮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过且过”的项目验收评审风气造成的。一些经过验收的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实际上只实现了90%甚至更少的进程，而没有完成的最后10%的进程却随着项目的结束很少过问。

事实上正是这最后的10%进程决定了我国核心技术受到国家的大力投入却久攻不下。因此，新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花大力气重点专注每一项核心技术最后10%进程的攻坚克难，形成良好的研究风气，不断消除“掐脖子”技术，拥有更多的“杀手锏”技术。

二是集中精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是使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以科创板注册制新政为契机，加强金融和科技的精准融合，集中精力抓住那些投入最多、产出最多的新兴学科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又好又快地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同时通过更多实在的利益分配案例，倒逼科技成果产出质量，释放万千科技人才创造力。

三是加强核心技术产品领域的海外多供应链渠道建设。

供应链的多样性是保障供应链安全、企业创新活动顺畅的最直接方式。对于那些关系产业发展命脉、又必须通过海外渠道供应的核心技术产品，要确保有可供备用的供应商和渠道。

对策三：树立创新相对论的哲学思想

扛起引领创新的大旗需要创新领导力信心，需要树立和具备创新相对论的哲学思想。

一是后发者的后发优势有利于帮助实现跨越式追赶。

先发引领者虽然具备定价控制的优势和领导力，但先发者固有定向的思维模式却极有可能会成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的阻碍，而后发者无知无畏的后发优势则有利于帮助它们实现创新的跨越式追赶，这样的案例在信息产业比比皆是。

二是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协同效应。科学发明会促进技术进步，技术发展同样会推动新的科学发现。

传统的研究被习惯认为是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走向企业的产品制造应用，即从科学到技术的单向促进，而从企业的技术出发、扩散到科学的发展再进一步促进新技术进步的模式则很少受到关注。

新时代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要特别重视来自一线企业开发形成的技术对实验室科学的促进作用，推动从科学-技术的单向效应向技术-科学-新技术的螺旋式协同创新效应转化，拓宽创新无人区的应用科学发展空间。

三是发挥技术和市场对于创新的双轮驱动效应。

“以市场换技术”可以提升创新能力，同样地，发达国家的创新轨迹表明“以技术换市场”同样可以极大推动创新发展。

技术的先进与否需要不断的市场检验从而又得到不断提升。

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对于尚未成熟的领先技术也要敢于“走出去”、去开拓四面八方的市场空间，在竞争中不断提升技术的可靠性和含金量，提高创新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