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等：阴阳刚柔之辩——文化气质的得失

在考察一种文化的特有神韵，即它的总体风格和效果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一个重要的层次，这就是一种文化所造成的一种人文气质，或者是一种实际上形成的比较普遍的民族性格。在这一点上，人们便谈到了“阴阳”与“刚柔”的问题。

■中国早期“阳刚文化”渗透于中华大地的深处，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维系了民族生存的根基

阴阳，原本是指自然界的现象，即日照的向背。但在善于“天人合一”的古代哲人那里，它也有了哲学与社会人伦的意义。《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阴和阳的交互作用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将其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还说：“阳刚而阴柔”，指出阳的特征是“刚”，阴的特征则是“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战国时期以来，阴阳概念被用来称谓世界上两种最基本的矛盾现象或属性：凡动的、热的、强壮的、明亮的、公开的、充实的、亢进的、有力的、向外的为“阳”；凡即静的、冷的、柔弱的、晦暗的、隐蔽的、减退的、无力的、向内的则为“阴”。总之是将天地万物的“正面”和“反面”加以比较，归纳成为两种普遍的姿态和倾向。这种理解用于社会人生时，其中“阳”主要是指光明、正大、公开、运动、生长、向上，其中也包含了“刚”的含义，即刚健、正直、坚强、进取和有为；“阴”则主要是指晦暗、内隐、静止，同时还包含有“柔”的含义，即委婉、隐忍、曲折、退守和虚无等。

在上述思想中，包含有追求阳刚，以阳刚为主、刚柔相济以立人立事的价值取向。“阳刚文化”一度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理想精神境界。《周易·篆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将天地之正气定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孟子主张“养吾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墨家“尚力”（崇尚人自己的力量）、“非命”（否认外在命运），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体现了中国早期“阳刚文化”的特色。

多少年来，这种“阳刚文化”渗透于中华大地的深处，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维系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使中华民族得以自强不息，生长壮大。同时它也造就了无数优秀的民族儿女，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深遂的目光、崇高的精神、豪迈的气概，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为人类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光明的、也是主要的一面。

■“阴柔文化”在汉以后开始滋生起来，给民族文化造成了另一种风格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与“阳刚文化”相对立的“阴柔文化”，也在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扶持下滋生起来，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反的影响。所谓“阴柔文化”的萌芽，最初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为代表。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2]，“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3]，主张无为，“致虚极，守静笃。”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牙齿掉光了，舌头还在（证明柔可以胜刚）。庄子及以后的道家更主张要以“心斋”、“坐忘”（忘记人己、物我的一切区别，停止身心的一切活动），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为能事，凭借“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4]。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也有“尚柔”的因素存在。例如孔子曾主张“无欲”的原则，与道家尚柔的规则一致。正如鲁迅曾指出的，儒道两家都“尚柔”，所不同的是，“儒以柔进取”，儒家文化的特点是阳柔；“道以柔退守”，道家文化的特点是阴柔。

老庄的阴柔思想虽然遭到荀子等人的批判，但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却将阴柔文化实际推上了文化主导的地位。董仲舒将阴阳刚柔加以人格化的阐述，是这一转折的标志。他提出“贵阳而贱阴”的原则，并将其与“王道之三纲”联系在一起，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阳与阴的关系：“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5]

董仲舒将阴阳刚柔加以人格化的比附和分割，固然是为推行其政治主张服务。但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以阳刚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这在这种比附和分割中被消解了。因为，将阳归于“在上者”，将阴归于“在下者”，同时又主张“贵阳而贱阴”，这无疑意味着：一方面，人人都有阴阳两面性，对下对上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下者”必然是绝大多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处阴境而尚柔术，就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这方面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实际上就可能成为一种以阴柔为主导型的文化。

例如，董仲舒以男人为阳，以女人为阴，这固然意味着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但以“在上者为阳，在下者为阴”的逻辑下，绝大多数的男人也同样被划入阴柔的社会行列。男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处于妇女在家庭中同样的境地。多年来，统治阶级以这样的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以各种强制和教化，压制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阳刚之气，从而造成了阴柔文化得以泛滥的结果。

这种情况，可以拿人们深有痛感的“阴盛阳衰”现象作为例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解放以来，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蛰伏已久的妇女们砸碎套在身上几千年的精神枷锁，纷纷从厨房、深闺中走出来，空前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她们热情洋溢的激情、坚忍不拔的意志、不畏艰难的投入、超凡惊世的忍耐精神，使她们很快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崛起，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她们迅速取得的成功让人们惊叹，让男人们汗颜。与之相比较，人们感到我国的男人在需要显示其阳刚之气的很多领域，表现却不如人意。特别是在竞技体育运动领域。自妇女解放、走出家庭参与世界竞争以来，我国不少竞技体育运动领域中都存在所谓“凤先飞”现象。在田径、游泳、球类等基础性运动领域，女运动员们的战绩大都好于男运动员，当中国男运动员在世界上并不具备太多竞争力的时候，女运动员却已经能够披金挂银了。更典型地的是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运动，男子足球呕心沥血，关爱多多，投入巨大，却很不争气，至今还在为“冲出亚洲”苦苦挣扎；而条件异常艰苦、几乎无人喝彩的女子足球却奇迹般地崛起，获得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双料亚军！在第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中，国际足联评选出的16人组成的世界明星队，她们居然占据了7席；其足球意识、技战术水平、拚搏精神，更是世所公认。……尽管机械、简单地对比并不一定合理、公平，但“阴盛阳衰”一词却早已不径而走，广为人知。

■中国文化是否“阴盛阳衰”？

中国是否存在或出现了“阴盛阳衰”的情况？对此可以不必细究。但有人已指出，旧文化传统束缚下的中国男人，缺乏“阳刚之气”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当然，这绝不是否认中国历史上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存在，诸如苏武、文天祥、谭嗣同、彭德怀、……他们刚毅果决，不屈不挠，胸怀宽广，敢做敢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骄傲。但就文化特质而言，中国男人确实普遍地有些缺乏那种襟怀宽广、光明磊落、敢做敢当的“男子气概”和阳刚之美。例如，有些人对上奴颜婢膝，依赖顺从，等、靠、要成癖，对下则装腔作势，拿腔勒调，瞒、哄、怨成风；做事蝇营狗苟，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且争功诿过，错了不敢认账，推卸责任，正确时也不敢坚持，怕担风险；工作中斤斤计较，不卖力气，在分配和享受上却用尽心机，缁珠必较，攀比无度，贪得无厌；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不肯据理直说，而要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高尚”理由，或者干脆拉关系、托门子、攀裾带、找靠山；即使是与人斗争，也不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而是拐弯抹角，背后告黑状、打小报告、散布流言蜚语，当面却还故做笑脸，一团和气；“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宁肯得罪君子，不肯得罪小人”，至于眼见歹徒行凶、为非作歹时，见义而不为，胆怯如鼠，甚至被盗被辱了，也居然不敢作证！……从这些现象看来，说是“阳气过衰”并非毫无根据。有些人以为，在应负的责任面前坦诚，承认犯了错误或有失误，就会有损其“风度”，有损其男子汉大丈夫“阳刚之气”，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在责任、错误与失误面前蛮横、霸道，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阴刚”。

作为社会缩影的官场，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则更是以“顺从”为第一要则。一进入官场，就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冒风险，不要出风头，否则，将很快莫明其妙地出局，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相反，只要“小心”“谨慎”，不犯错误，那么就可以只上不下，永保官位、久享福禄。因此，各级官员的为政之道，大都只喜欢做表面文章，以“不出错”为上。因此也就有了一群虚伪圆滑的政客。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他们的办事方式：“原则同意，奥妙无比；话不说死，留有余地；模棱两可，便于扯皮；事情办好，洋洋得意；事情办糟，责任在你。”当然在官场上，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一旦做起正事来，则有一种“阳奉阴违”的本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常大行其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柔成分

客观地说，中国男人们“阳气过衰”、“阳刚不足”，并不是男人们存心所为，或者心甘情愿这样。甚至也不是后来的男人们突然变得这样。这里有一个长期文化心理的积淀问题。也就是说，这里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中含有某种很强的阴柔文化成分，表现为：

       第一，重和谐、轻竞争的倾向。一味重和谐、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久而久之，陷入了害怕矛盾、冲突和竞争的消极求“和”状态。崇尚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意识有广大的市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内向自省为主，外向扩张较弱；习惯于忍让、依赖，独立性差。许多人把克制、忍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当作自己的信条。长期以来，养成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为而治”的保守心理。

 第二，重统一轻多样，并不注重提倡和保护个性鲜明的气质。这也使国人从众心理十分普遍。说话做事最好随大流，即使做坏事，因为“罚不责众”，也可能逃脱惩罚。反过来，扼杀冒尖，害怕与众不同，对于有个性、有能力之人，则“枪打出头鸟”，使“出头的椽子乱烂”。久而久之，在这个和谐的社会“大染缸”里，就少有了个性鲜明、特点突出、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汉”。

 第三，喜含蓄、重谦逊，也常常造成模棱两可、是非含混的性格。人们总以为，“意犹未尽、韵味无穷”才是一种高境界。常驱使古代思想家们用那种含糊其辞的表达方式，具有无限涵容量的“玄论”，以抽象的思辨来容纳一切，逃避经验事实的证伪与具体生活的反驳，幻想达到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与人交往时，含蓄、中庸、模棱两可的特点更是显露无遗。这样并不能消解生活中的矛盾，而只是将其压抑、掩盖起来。因此造成有意见常常不直接说出来，即使有矛盾、意见，也不摆到桌面上来，还要保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尽量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虽然表面上没事一般，但在暗地里却私下较劲，“使阴劲”，下绊子，无所不用其极，斗得你死我活。

 第四，处世应变的方式讲究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老子所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偏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隐忍不发”、“以不变应万变”；强调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类“后发制人”的策略。从中国的兵法谋略上看，讲究以“智”取胜，“四两拔千斤”，以弱胜强。中国哲学、伦理学、养生学等也多以“静”为根，以“守静”、“入静”作为修炼手段和追求的目标。这些所缺少的，也是那种“雷霆万钧”的雄伟气概。

第五，从教育管理体制来看，培养人才长期奉行“灌输”式的教育，要求人们“听话”，“驯服”、服从，做符合家长和老师意愿的“乖孩子”、“好孩子”。在没完没了的考试这一指挥棒下，作为学习主体的孩子们永远处在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统一的试题、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不给学生们留下什么自由发挥、甚至是新颖创造的余地。下自幼儿园教育，上至大学课堂，教师都要求学生“鸦雀无声”地老实坐着听讲，不欢迎提问，不鼓励讨论，更不喜欢对教师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青少年学生的脑袋就如同一个空桶，只要将之“填满”即可；甚至如果“正确的”、“革命的”东西不将之“填满”，还有可能为坏的东西钻了空子。长期以来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塑造”出来的好学生，往往依赖性较强，自主性较差。

       从若干文化成就来看，这种阴柔文化的特征，还从许多具体文化领域表现出来：比如中国历法为阴阳合历，但以阴历为基础。夏历（农历）以月亮的塑望定“月”，十二个月为一年。这样的年与太阳的回归年相差约法11天，故规定19年而7润，以调整阴历与阳历的差别。公历（西洋历法）的“月”则与月亮的圆缺没有关系，公历的年直接由太阳的回归年而定。若从阴阳的角度划分，太阳光强炎热而为阳，月亮光柔寒凉而为阴。中国历法以月亮的塑望定“月”，以十二个月定为一年，表现了以阴为主的品格。

       有些古代文化艺术创作中，阴柔之美远甚于阳刚之美。或许是由于古代艺术家大都是科举路上的“宠儿”，他们不敢过于放纵自己，不敢成“一家之言”，因而艺术品中多了许多依赖、服从、婉转、叹息、……而少了许多刚强、放达、豪气、抗争……。例如，古代诗歌中，总是细腻抒情、柔曲回肠者居多，而类似李白的诗、或刘邦的《大风歌》之类豪迈雄强、恢宏放达者少；古典乐曲也多为幽软婉转之音，缺少类似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刚劲昂扬之调；更典型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一些艺术形象。世界名著《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女主角是娇柔多病的林黛玉，男主角贾宝玉也是长期生活在脂粉堆里、阴气袭人的人物。可偏偏是这“林妹妹”、“宝哥哥”的情趣遭遇，迷倒了国人无数，对文学发展影响甚远。艺术之舟驶入现代，艺术家们虽竭力有所改观，但“奶油小生”仍充斥于各种大众传媒之中。

   ■养中华文化的阳刚之气

检讨历史，或许阴柔亦有其功，亦有其价值，我们也无意全盘否定。但在科学、民主、法治彰显的今天，在竞争、发展成为现时代主旋律的今天，阳刚却是一种必要的品质，一种必要的社会文化气质。

阳刚是一种浩然正气，一种宽阔磊落的胸怀，一种敢做敢为的气概。追求真理义无反顾，不畏权势，不媚时俗；在自信握有真理时，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居高凌下强迫人服从；在大义面前，不计小怨，不计私仇（如报载有位政法工作人员，路遇过去的仇人被劫，依然果断出击），见义勇为；在责任、义务、甚至错误与失误面前，不推卸，不诿过，而是知错改错，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奋斗。

    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大地上，时代正呼唤着这样的阳刚文化，期待有更多富于“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大丈夫！

[1]《孟子·滕文公下》。

[2]《老子·二十六章》。

[3]《老子·三十七章》。

[4]《 庄子·天道》。

[5]《春秋繁露》。

本文摘自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著：《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小编将陆续推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性格之三等，欢迎关注。

作者简介：李德顺，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价值哲学奠基人，1945年9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祖籍河北省丰润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主编。

孙伟平，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

孙美堂，孙美堂，男，1956年生，湖北省监利县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环境伦理学会理事、全国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