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鞍钢宪法——后福特主义和产业转型升级

 崔之元、杨涛 / 文

“鞍钢宪法”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鞍钢为代表的重要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生产和管理经验总结，更是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构成了后来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

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追求的是规模经济效率，其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列举制造扣针的例子提到，“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造不出来。”斯密将基于生产技术的步骤分解等同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这样一来，即使工人没有经过专门培训、机械操作不熟练，甚至不懂工厂通用语言，也能够有较高的产量。但是，由于工人被安排在某个固定的生产岗位上，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步骤和管理者的命令进行操作，所以他们往往只熟悉和了解产品的某一个生产环节和生产状况，而对生产全过程和产品的整体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基于这种分工的生产只注重产品的数量，而忽略了产品的质量。斯密的劳动分工实际上是“技术分工”，他没有将其与“社会分工”相区别，这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一大弊病。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而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毫无疑问，技术分工通过分解生产步骤，可以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安排谁去完成这些被分解的生产任务却不一定是固定的，既可以安排一个工人完成一个生产工序，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完成多个生产工序，也就是说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团队合作恰是从这一方面突破了斯密的分工理论。

在“鞍钢宪法”中，团队合作既直接体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双革”运动积极提倡的开展形式。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开展“双革”运动的一种基本路径，包括“同工种对手赛”、“一条龙协作赛”和“技术表演赛”等具体形式，其中“一条龙协作赛”的目的是提高钢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上下工序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作水平。据原中共鞍山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回忆，在“一条龙协作赛”的带动下，“过去在厂矿之间、上下工序之间存在的互不来往、互相扯皮、互相埋怨的现象，被互相参观学习、互相理解、互创条件、互相支援所代替。”在生产车间，“一工多能”已经被实践。例如，1960年在鞍钢第二初轧厂，“全厂有9个工种合并，共有167人掌握了多种技术，到2月末多面手即可达到489人。”团队合作和“多面手”使工人可以了解和掌握更多的生产工序状况，无形中使工人肩负了产品的整体生产责任，而不仅仅只负责某一道工序生产，这已经是“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了。

与“福特主义”最终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不同，“后福特主义”赋予工人自主权，通过激发工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来适应市场需求的波动，即通过经济民主来实现经济效率。这一点在“鞍钢宪法”和“丰田生产方式”中均具有体现。“鞍钢宪法”提升产品产量的同时，产品种类也在不断丰富，例如研制出全国最早的低合金高强度钢系列和稀土钢系列等，广泛应用在桥梁、锅炉、容器、涡轮机等生产领域，满足了不同工业建设用钢需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通过“丰田生产方式”的多批次小批量的质量型竞争，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巨头。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基本生产组织管理方式，“鞍钢宪法”蕴含着丰富的“后福特主义”，挑战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而这比1980年代初“后福特主义”世界潮流的出现至少早了20年，但可惜的是，这些做法后来被淹没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核心差异的总结可见表1）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期，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在制造业大规模快速推进。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聚集地，近些年在政府政策和劳动力短缺的双重驱动下，制造业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生产，自动化生产水平明显提高。作为一种技术变革，自动化升级产生了两个关于人和机器关系的基本问题：如何让工人获得操作新机器的技能；如何处置可能被机器替换的工人。前者关系到生产率问题，后者关系到就业问题。目前国家在职工培训和职业教育方面不断出台新政策，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来让工人适应新的技术变革要求。我们通过对珠三角地区日资汽配企业转型升级过程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通过“丰田生产方式”能够有效处理技术变革所引发的工人与机器关系问题，实现了机器生产和人工生产的和谐发展。主要有两个重要制度：多能工制度和轮岗制度。简单说来，“多能工”就是经过专门培养掌握了多种技能的工人，“轮岗”就是每个工人定期被调换到不同的岗位工作（可以是不同生产线）。类似于鞍钢生产中的“多面手”，每个班组有1-2名“多能工”，他们熟悉整条生产线所有岗位的操作，既可以随时顶替缺勤工人生产，往往也是新机器的第一批操作者。由于熟悉产品的各个生产流程，“多能工”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掌握操作新机器的技能。轮岗制度使工人掌握了不同岗位的操作技能，根据需要工人可以被调配到不同的生产岗位。相较于国家提倡的培训与教育，多能工制度和轮岗制度更像是一种“干中学”的技能获取途径，更能满足企业发展实际需要。工人可以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并且企业有意培养掌握多种技能的工人应对突发情况，是“后福特主义”实现灵活生产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再加上自动化升级的循序渐进、工人合理化建议等，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很快被化解，实现了劳资双赢。

通过转型升级提升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世界工厂”从“制造大国”发展为“制造强国”的内在逻辑。这一发展逻辑的基础是全球化生产的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经历了从简单的产品分工到产品内部不同加工环节之间分工的演变，一般认为，当前精细化的国际分工仍然是全球化生产的基本形式。

另外，生产技术变革可能会加速改变国际分工格局，最值得关注的是3D打印技术。3D金属打印被MIT评为2018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被认为将会给制造业带来重要变革。3D打印技术并不是一项新技术，但由于成本昂贵、打印速度慢，该技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大范围推广。然而，随着技术不断成熟，现在3D打印的成本越来越低，操作也越来越简单，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例如，在国内某购物网站，最少只用花1千多元就能买到一台家用3D打印机，可以用来给小孩打印各种玩具，即使是工业用3D打印机，在万元之内也可以买到多种类型。比价格便宜、操作简单更重要的是，3D打印已经能够打印出比传统方法制造更加复杂精细的产品，而这意味着此项技术将会使后福特主义生产更加灵活，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按需生产。如此一来，传统国际分工必然会发生改变，小工厂也可以生产出原本只有大工厂才能生产出的特定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均会被重新调整。这些都不是想象，当前3D打印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在航空、制鞋、医药、建筑等行业，3D打印产品已经大量出现，和传统制造的产品一样，被正常使用。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3D打印技术可能会重塑全球化生产的国际分工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后福特主义思维和视角来审视如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关于作者 |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杨涛：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

文章来源 | 原文刊登于《清华管理评论》2019年11月刊，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