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企业面临的形势及文化观念创新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今天刚好是党中央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企业及企业文化创新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国竞争正日益深入名族文化的深层之处，文化观念的创新需要进行文化反思。

认识“十三五”企业面临的形势及文化观念创新，先要分析产业发展的三个决定性因素，即资源、技术、文化。我们看世界工业化已经两百多年的历史，全世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有60多个，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中大体上都是沿着这个路，决定性的因素大多都是资源。经济学主要是讲配置，配置在工业化是很重要。技术就是把地球上原来没有用的东西、废物变成资源，技术越发达资源越多，技术高度发达的时候，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是资源，没有废物，这取决于技术。

但是再往下发展，文化的因素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深刻。工业社会。前期发展的过程大同小异，都是轻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由第二产业发展向第三产业发展，经济学家叫做标准形势。但是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一样的。其中很深刻的原因就是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不同的，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个人观念和行为特征。

“十三五”提出了很明确十个字，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观念和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处于一个艰难的转型期，要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从原来那样一种发展的路径或者是发展的理念，要转到一个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体现这五个概念。

    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世界中位，我们经常说我们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按照购买力评价算，到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但中国官方不采用这个统计，我们总书记在美国讲到，中国虽然世界规模第一，但我们人均GDP实际上只有世界的2/3到3/4的水平，总书记说我们是2/3，我们的人均水平大约在世界平均水平的70%-80%中间，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国跨越世界人均GDP平均水平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就是经过“十三五”以后，我们可以说中国站到了世界人均水平之上。

    那我们来判断一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我们现在的文化、观念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1912年到1949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是中国工业化萌芽时期，那个时候价值取向就是向物质主义过渡，在工业化之前是一个前物质主义时代，不是以追求物质为最重要的价值，到工业社会以后以财富为最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行为目标要追求的是基本的生计，就是吃饱饭，别饿死人，最基本的是人要活下去，那是最重要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入工业化初期，就进入了一个朴素的物质主义时代，所追求的是实物产品，那时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精髓，叫“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物质是那个时候追求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实物，是油田、是粮食、是钢铁。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进入加速时期，工业化加速时期的时候，我定义一个概念叫“亢奋的物质主义”。行为的目标是什么收入、财富、GDP，不是个别的物质。这个行为特征大家都经过了，血拼式的竞争，贪大、求快，那时我们国家的口号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难兼顾，实际上我们走的是效率优先、扶快促大，扶优扶强。

    到2012年和2013年的时候，中国开始走向转型，走向一个工业化的深化阶段，加速以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个时候是要先富起来，谁能创造财富、谁创造GDP就先富，改革也是这样，谁改革谁得利，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是摸着利益过河。那个时候成就很大，但也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的精神就要变成渴望分享，你不能光有财富、光有收获、光有GDP，这个GDP怎么分呢？所以十个字里面有共享、有绿色、有协调，我就给它一个概念叫“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发展仍然是重要的，仍然是第一要务，GDP还是重要的，没有GDP也就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不要遍地GDP，它不是唯一重要的，环境也很重要，绿色也很重要，共享也很重要，可持续也很重要，目标已经开始多元，那就叫平衡，要权衡了，所以要主张公平。现在仍然要讲效率，但是需要以公平来促进效率，不是不择手段，效率高也不是宁可少活二十年，而是要活得健康一点，也要拿下大油田。

现在国际都在研究进入物质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要解决财富的积累、社会福利的提高，这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世界会进入一个后物质主义，那个时候很多国家会走向福利主义时代，中国还没到那个阶段。国外的学者也和我们一起研究过，后物质主义时代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像希腊早就是福利主义时代了，人家不干活，然后还有好生活、有保障，GDP大小不重要，这是另外一个时代。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物质主义的时代，只是说是物质主义的后期，等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会有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特征。现在后物质主义的特征已经表现出来，在企业可以感觉到，80后、90后和50后、60后、70后是不一样的，80后、90后更加具有后物质主义的特征。不像“50后”“60后”那样只要给奖金加班就没有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讲经济的发展阶段性，决定性作用的改变要从资源、技术、文化三个因素来看。首先看中国的资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主要是利用了低价的资源，包括人力、土地、环境资源等，用低价格的资源去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我们受到资源的约束，所谓的资源约束是初级资源的约束，我讲过资源是用不完的，只要技术发展，地球上有的是资源，就看你有没有本事用它。现在要把初级资源转化为高级资源，把原来不能够利用的物质变成有用的物质，要循环利用、废物利用，把不能用的东西、废弃的东西作为原材料再利用。人才也是一种资源，人力资源要从用低级人力资源转化到高级人力资源。技术当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前30年我们的技术主要从国外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内，现在越来越接近到国际技术高水平的时候，获得技术的方式要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主要靠西方国家资源的扩散去学习模仿，然后就获得技术，这个过程和中国的商业文化很契合，所以我们做得很漂亮。

    我们现在要做到什么呢？从技术和资源的角度来讲，工业强国就需要有能力使一切物质都能可以“资源化”，没有什么东西注定就是废物，全部的资源都可以资源化，你技术水平要高，而且所有资源要无害化，即使这个物质你暂时用不了，暂时没有技术能力可以利用，但是要做到无害。再就是高效化，高效化就是能够低成本的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能不能发展，那么就看你技术上有没有竞争力。

    再往下发展，越来越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就要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甚至这个企业对于“十三五”以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使命，跟你所构建的那个文化是契合的还是不契合？国外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他，创新要学美国硅谷，工业4.0我们又赶快去学德国，学习很重要，但是对不起我认为你跟他一样是做不到的，因为有文化跟他不一样，可以学习、可以借鉴，你要跟它做成一样，我个人认为很难的，为什么？就是每个国家要反思你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如何影响你未来的工业化前途。

    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质的国家、地区，它的资源开发利用的路径和技术开发的状况是不同的，一个讲究卫生文化特征的国家，往往是更倾向于制造业的精准性，比如德国、日本很讲究卫生，制造也很精准。同样是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表现和在德国的表现，或在美国的表现都不一样。在德国，他把互联网技术渗透到制造环节当中去，个性化定制，满足消费者最极致的需要，这是德国的特点，这个特点美国也做不到，美国的文化是创新文化，他就是要自由，海阔天空，反正就是原创。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就是创新，这是他的文化所导致的。中国当然也要模仿、也要学，但是你完全跟他一样很难做到，德国人做不到，日本人也做不到。

    互联网在中国变成什么呢？就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做成这样，其他国家也做不到，双十一卖这么多，一打折就是50%的砍价，这个外国不可思议，你在北欧的文化根本不接受，什么叫砍价，什么叫薄利多销，没有。中国就是你买得多就便宜，就是打折，这个文化是不同的。文化是多元的，每一个多元里都有自己的优秀，也有自己的不适应，我们也不要鄙视自己的文化，也不要鄙视别人的文化，世界就是丰富多彩。

    “十三五”以后是好还是坏，对企业来说就是要适应、要创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延续呢？原因有很多，中国文化是世俗性最强的文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务实，务实强于信仰。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商业文明里就会形成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叫做价廉物美，最好免费，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者也这么认为的，你东西再好，干嘛不能再便宜一点？

    企业家的行为也是这样，中国叫低成本替代，国外有的东西我也可以有，但是我比你便宜，然后消费者能够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在商业竞争是所向披靡的。过去是消费品，现在我们的价格已经没有竞争力，我们各种装备制造和产品，我们和国外的价格还有10倍，1亿能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差不多1000万也能造出来，如果卖2000我还能赚。中国再发展下去，我们大概和国外也有30%以上的差距，差一点但是我价格比你便宜30%，这就是中国的竞争力，大家可以想像你们各自的企业。所以中国在跟国外进行产品性价比的竞争上，我们常常占有优势。但是以后的竞争规则，我们从WTO再竞争到美国的TPP，它就是要回归西方的一个理念，不是讲价廉物美，是叫公平价格。要用公平价格的概念来替代WTO，WTO就是自由贸易，水平较低，我们就是价廉物美的思维。

再往下发展，中国价廉物美的商业文化会有什么优势呢？必然做到一个以大为强，我判断这个企业是好企业还是坏企业的时候，规模大就是好，就是优秀。所以这个东西也适应了中国大市场，13亿人口市场这个商业环境，也符合工业化经过的一个阶段，我们叫大众消费阶段，工业的特点就是效率高、产量大、价格低、消费者广，这是中国商业文化适应的，就是以大做好，这个文化在其他国家很多都没有的。美国人也不这样认为，尽管他做了很大的企业，大企业控制了他的经济命脉，但他在文化上是讨厌这个企业的。所以你问美国说你们是什么国家？美国人说我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国家，他的活力创新力来源于中小企业的草根创新，大企业也是小企业做大的，你做大以后所有人都盯着你，想方设法把你拆分了，这是他的一个文化特点。日本也是这样，他不认为大就是好。

    中华名族是一个很世俗的民族，比较容易急于求成，任何事情我都是急于求成的，而且要立竿见影，这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办企业也是，好坏就是成王败寇，做成了那就是好，做败了那就是不好，这个跟很多国家不一样。比如说硅谷最根本的文化是什么？硅谷就是允许失败，有句话叫“你的失败或者破产是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你的失败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有时找企业家合作的时候，不一定要成功的，他说失败过的企业家可能比成功的企业家更好，因为你也惨痛的失败教训，你会想着如何承担，这种文化在中国基本没有的。中国是一种急于求成，然后成王败寇，这种思维与中国的世俗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好还是不好，不能说中国的不好，只能说各有各的特点。

“十三五”讲要进行创新驱动，创新放在第一。创新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文化要适合于你的创新。中国还有一种文化，叫做“居上者更英明”，这是一种决策思维或者文化，我们总认为上面的人比较聪明，官越大越聪明，很多企业家遇到学者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讲课不要讲很多理论的东西，你告诉我们干什么好就行了。我说干什么好是你们的强项，学者不知道哪个项目好，如果学者知道哪个项目能挣钱，自己投资就可以了，问到政府就说政府的规划有没有这个东西、政府规划里哪个东西是好的，好像政府规划就很聪明。事实不是这样的，政府对具体的决策他是看不清的，企业家在企业摸爬滚打，直接接触竞争的市场，搞规划的人高高在上，大学刚毕业拿个学位就做一个文件，写个调研，他能有你们清楚？不行的。但是中国有这个思维，政府也觉得自己聪明，大家都觉得地位越高越聪明，所以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政府办好事办过头，为什么产能过剩？本来开始的时候是个好东西，政府说这是好东西就支持，政府认为好的东西还有优惠，有资金帮助他投资，本来你的帮扶是好产业，但弄成一个产能过剩。政府从方向上可以看准，但是在量上、在可能性上你看不准的，都能看准就不要市场经济了，回到计划经济算了。2025传递了中央对工业发展的一个理念、一个意志，非常好，说明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到2025、2035之后，中国才可能跻身世界制造业第一方队的前列，别以为中国了不起了，不搞工业了，还有很多没有搞，还有搞头，这是提一个理念，是方向。千万不要以为2025把企业该干什么都讲明白了，这不行，不然又产能过剩。因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是不一样的。

    中国商人有一种“不合作”博弈的商业竞争思维方式，就是喜欢模仿，但又不是分工合作，你干我也干，以更便宜的方式干和你同样的东西。中国人的商业一般喜欢扎堆，一搞就是什么家具城，一搞就是一条街，这个好处就是低成本的竞争，然后让产业很快成熟，这样很容易把规模做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如非常贫困、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弱的时候，这种方式无可厚非，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做到全世界都害怕了，中国人一窝蜂地上，以很低的价格去模仿。这种企业经营的思维、方式应不应该改、要不要改，要改的话怎么改，企业界你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过剩？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领域里竞争，是高度的模仿。模仿好不好？模仿也是创新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说模仿就不好，但是它有弱点，模仿是低成本竞争，竞争的主要倾向是价格竞争、是成本竞争，一般模仿者比创新者成本低，所以创新者变成牺牲的先烈。外国人也觉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行，中国很多企业家也觉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

    在“十三五”这种理念指导下是必须要创新的，原来那套办法，即使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任务，到了新的时代跟不上，低成本替代的策略一定会走向差异化竞争。学过波特竞争理论的都知道，竞争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低成本竞争，一种是差异化竞争。低成本竞争主要靠资源，到了差异化竞争的时候，文化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文化是不一样的，技术和资源都可以拿钱买来。什么叫核心竞争力？是那个买不来、也模仿不了的因素才是核心竞争力。什么东西是买不来也模仿不了的呢？文化是买不来、模仿不了的，当然最高技术你也买不来，现在技术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购买、难以模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走上一条创新的道路？这个我们要思考。创新有各种方法。有人说民营企业可以创新，国有企业就不可以创新，不一定，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的优势，在某些领域不适合创新，但在有些领域是适合创新的。我认为这个产品创新的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你只要有技术、资源投下去，方向不会有问题，这样的技术大体上是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国外是大企业的优势，因为方向很明确，我有钱、有技术、有能力、有人才，投入进去只要力量够就有可能成功。

    还有一种新型的原创性的创新，那种创新确实是国有企业不太适应的，不仅是国有企业不太适应，国外大的民营企业也不太适应。为什么原创企业大多都产生于美国，因为他都是中小企业，比尔盖茨说100个企业里能活10个就不错了，国有企业不能适应这种竞争。国有企业基本上每个决策都要成功，那一定要明确，就是靠资源、靠技术。那种原创性的、草根性的创新，正如中央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到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原始的创新。这种情况要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能就适应这样一类创新。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文化，日本人的文化有很多和中国接近的，比如服从，中国人也比较服从、顺从，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纪律团队，大家步调一致，这样企业可能适合于某种类型的创新。

还有一种创新是硅谷的创新。有人在论坛上说硅谷里最大的文化特点是叛逆，硅谷的这种企业发展都是叛逆，现在所有的半导体公司都是从当时的仙桃公司分裂后出现的。在1993-1994年的时候，加州政府还控告硅谷最大的几个企业，苹果、英特尔、微软，说他们互相不挖墙脚，他们说不挖墙脚就是不创新。法院就判罚3亿美元，说他们就应该创新。所以那个地方就产生特别原创性的创新，但也不是说大家搞那个东西，中关村也要创新，但你可以是另外一种创新路径。所以在“十三五”时期，在中国发展水平已经接近、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的时候，创新驱动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创新驱动主要是低成本竞争，现在则需要原创性的技术领域进行独创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每个企业都要进行文化反思、文化创新、文化的提升、升华。据说当年韩国的三星集团，为了打造三星的企业文化，从西方请来了CEO，他就是要在三星内部创造背叛式、个体式的文化，后来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这是否完全适合中国的某一家企业，这个不是我们能够给大家谋划的，文化是多元的，各自发挥各自的强项，你的企业才能走向差异化竞争的道路，而差异化的竞争在未来的社会里、未来的竞争环境下，一定会比低成本竞争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有很多地区，每一个地区的商业文化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商业文明，比如说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文明和山西、内蒙古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东北的商业文明肯定也不一样，每个地方必须找到适合于这个地区文化特征的一些产业路径，如果你觉得企业的文化有不适应之处，那你就要进行文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