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工业】林左鸣：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许能解决“产业空洞化”问题并将催生“共产阶级”
林左鸣：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许能解决“产业空洞化”问题并将催生“共产阶级”
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产业空洞化”：制造业的隐忧》圆桌讨论上，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就“产业空洞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判断“产业空洞化”的标准：能否有效主导和控制相关产业
林左鸣认为，欧美国家的产业并没有“空洞化”，而是“内核化”，判断“产业空洞化”的主要标准，是看一个国家在产业转移前后，是否还能有效主导和控制相关产业。
林左鸣说，“产业空洞化”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是个伪命题，欧美发达国家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其实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现象。工业化国家曾经都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原有的工业体系出现了“碎片化”。发达国家往往留下高科技内核，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在转移过程中，伴随着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形成了由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微笑曲线”与高科技产业的“倒微笑曲线”共同构成的“元宝曲线”。
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军工为代表的核心高科技、前沿高科技的产业从来就没有外流过。美国的实际情况是整个国家产业非但没有“空洞化”，反而是更加“内核化”。美国的整个产业布局基本上是由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两端，由军工高科技、前沿科技产业为中间凸起部分构成的“元宝曲线”，即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形成了微笑曲线翘起来的两个“嘴角”，而以军工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成套装备制造业在本土制造，使美国的产业形成了一个垄断性的“倒微笑曲线”，两者构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元宝曲线”。所以美国从宏观产业布局上看是“元宝曲线”，从微观上看，一些重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是按“元宝曲线”运作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元宝化 ”的产业发展战略，所以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产业空洞化，反而是产业体系“内核化”，使得核心技术更加突出。
林左鸣强调，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牢牢控制着研发和营销等产业链的高端，从来也没有将高科技的核心部分转移出去，并且精心打造出一个能够绑定全球相关企业的产业链。表面看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也步入本土产业链“碎片化 ”的过程，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依托自己的先发优势，始终有效地主导和控制着整个产业链，这就是所谓的产业“软化”，并且更具有粘性力和控制力。
“产业空洞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中国就一直面临的问题
就中国是否存在“产业空洞化”问题，林左鸣认为中国产业链在“碎片”化过程中无奈处于低端， 对中国来说，“产业空洞化”倒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的问题。
林左鸣指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诸多制造行业没有竞争“内核”。虽然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我们的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对国外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的依存度非常大。我们的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一些企业实际上只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达国家所绑定或者控制，盈利水平和能力受到严重挤压，绝大部分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碎片化 ”，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成为了没有“内核”的产业，这是中国早已出现的“产业空洞化”。二是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中国在成为所谓制造业大国的过程中，大量资本由境外流入，因而抑制了本土金融服务业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失去了自主研发、复杂产品集成、营销服务等核心环节，使得信息服务业也同样受到了抑制，加上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因数，成为中国产业始终难以摆脱低端的重要原因。
无需对“产业空洞化”谈虎色变
对中国面临的“产业空洞化”忧虑问题，林左鸣认为中国不必对一些低端加工业外流和所谓的“产业空洞化”谈虎色变。理由一是所谓“产业空洞化”是国际分工的必然。二是发达国家不可能大规模回归传统制造业。
林左鸣认为，中国要解决产业空洞化问题，应对方式是加速转型升级，快速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要围绕金融、信息服务业、前沿和高科技产业形成整个国家产业的“元宝曲线”。要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比如中国的电子商务企业做得不比外国的同类企业差。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中国的竞争内核，这可能和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有一些趋同，但具体内容会有所区别，新的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越的机遇，或许过去更多的是非竞争式的互补，今后则多半是竞争性的互补，但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如果中国形成自己的产业内核，人家不愿意把低端制造业转包出去，中国倒是乐观其成，完全可以把低端制造业转包出去，则胜算在谁一方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许能够真正解决“产业空洞化”，并将催生“共产阶级”
林左鸣特别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许能够真正解决“产业空洞化”。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云计算等数字化为核心，引起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向“自生产”的一场巨变，这种变革将使人类进入“自工业化”时代。这种“自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制造业可以在继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链大分工的基础上，在全球进行“分布式”的生产，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制造中心，而这恰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更高发展阶段的延续。
林左鸣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可以较好地解决 “产业空洞化”的问题，还会对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产生巨大变革。回顾人类社会以往各种社会形态的阶级关系，在奴隶社会，主要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农业社会，主要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大为缓和，其他阶级成为少数的附属阶级。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一情况可能又将发生新的巨变，或许绝大多数人成为构建新的自工业化平台的主要力量，社会中大多数人不仅是这个平台的共享者，也是这个平台的拥有者，在自工业化时代，资产软化了、无形化了，因此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资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共产阶级”，其他阶级或者阶层所占比例极小，仍是附属阶级。这样，不仅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的缓和，人们所忧虑的“产业空洞化”所造成的有人占据产业链高端，有人被迫只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也许会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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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聚焦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企业跨文化管理和文化融合” 主题，深入研究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研讨中国企业跨文化管理的思路、方法、经验与案例，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建设解决方案。
论坛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广大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重要的全球合作机遇。要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深刻认识世界不同文明的共性和差异，自觉加强跨文化管理研究与实践，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融合与互鉴，实现与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互利共赢。
论坛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海外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组织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要通过打造企业品牌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形象和国家软实力。中国企业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创造了许多新奇迹新经验，培育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和企业文化，中国经验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要大力传播中国企业文化，与沿线各国各地区分享中国企业理念、文化建设经验。要深刻总结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跨文化管理和文化融合工作”的路径和方法，探索和建立跨文化管理、文化融合的途径，努力引领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先进文化适应全球化发展格局，开拓新道路、打造新模式、再创新辉煌，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新贡献。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中交一航局副总经理何俊峰在开幕式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范徵教授，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部首席专家杜胜熙，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李锦等专家分别就“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跨文化管理与文化融合的方法与路径、驻外企业形象管理与文化传播等议题发表观点。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俊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企业文化部总经理帅师在开幕式上分享企业实践案例。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春福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博导徐艳梅教授分别就跨文化管理典型经验报告做深度点评并做学术观点阐述。开幕式由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部主任王建主持。
本届论坛还邀请了中国中车集团、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南京机电、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中石油渤海钻探、鞍钢集团等多家企业代表分别就“一带一路”建设中集团跨文化管理与文化融合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建设中驻外企业多元文化团队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中驻外企业人本文化建设等专项问题分别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为走出去的企业以及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