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实践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司马云杰，在“中外企业文化2011北京峰会”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有删改

     企业文化的实践路径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怎么对待东西文化问题，怎么总结现实生活文化经验的问题等等。就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可能全面去谈，我今天谈的题目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实践问题。具体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还能不能建筑我们的企业文化实践？就是张教授讲的两个字，祖训问题。

    为了这个问题，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根本性是什么，它能不能落实到我们企业文化中来，能不能建筑我们的企业文化实践。第二个问题是要建筑文化实践，需要一个文化的自觉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建筑实践，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第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是什么，它能不能建筑我们的企业文化实践，我们的祖训到底是什么。

    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没离开上帝和罗格斯，印度文化从古到今都没离开梵，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没离开过道。这个道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先觉先民对宇宙发生次序的移动、价值肯定或抽象。实际上，我们的道是一个宇宙原理，是一个宇宙生生化化的原理。西方的上帝造人，那是一个神话，信仰上帝也是一种价值。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是早熟的，老子说：“道在帝之前”，道比上帝还早。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祖训，就是我们从来没离开过的将各种行业的祖训加上各自的祖训，中华民族作为这个民族的训，作为几千年的训，就是一个道字。这个道就是我们先民从宇宙发生顺序里面肯定结构的刚健，中正，与宇宙发生对称等等。这种形式，也就是说应对什么事物都要坚定中正的立场上，刚健的对待它，不要走到斜路，歪路上去。这发生最根本的要义，宋人周濂溪说，“圣人之道，中正仁义而已矣”。就是一个仁义，就是一个中正，宇宙间就是一个生生大化，那个发生就是一个仁。本来没有生意，你把它做生意了，把死气的东西变成生气勃勃的东西，那就是做生意，那就是经济，那就是企业要干的事。这个宇宙发生对今天我们来说还有用没有用？我认为是有用的。现代的科学虽然很发达，但是从宇宙宏仪到量子力学，到电子制造都没离开过一阴一阳之道，这个道是周游宇宙贯通万物的。宇宙万物无不存在着一阴一阳之道，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阴道阳和，化生万物，所以这个道是周游宇宙贯通万物的，是可以往下落实的，可以落实到各个行业的。它在形而上讲，无形无相是大道本体。往下落实，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一动一静就是阴阳之道，再往下落实，显现出来的就是宇宙万象，它建筑于制度就是法律等等，总之，它不是空悬着的，是可以落实的。所以根据这个法则你可以创造出万物来，可以创造出不同的企业文化形式来，所以是可以落实的，可以贯通的，不管哪个行业，只要把这个东西往下落实到这个行业里面，建筑在你的行业实践里面它都可以贯彻一个道的形式，贯彻一个宇宙法则的形式，贯彻这样一个宇宙原理。这个宇宙原理它的根本形式，我在一本《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就是刚建、中正、仁义、和平，所以，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中华民族没离开过这个大法则。

第二个问题，宇宙法则要贯穿到我们企业里面去，贯彻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它有一个理性自觉问题，文化自觉问题。

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是非常自觉的民族，但是我们长期批判中国文化，现在我们对中国文化有点不自觉了。怎么自觉呢？第一，国家民族不是个神物体，而是一个文化群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离开它的文化，就不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如果中国离开以前的文化，我们还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吗？不是了。同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如果同仁堂的文化离开了同仁堂，它就不是同仁堂。所以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有一种规定性，对于企业也有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就是它的内在的目的论，它追求什么，这种目的论规定了这个国家民族的本质，也规定了这个企业文化的本质。

第二，我们制订政策根据什么。一是根据变化论的情况，一是根据不变的情况。外部事物是变化的，没有一天不变的，所以我们要日日新，要不断的总结经验。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还有不变的东西，什么不变？人心、人性不变，它的根本文化精神不变。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没有变，犹太民族的精神没有变，欧洲文化精神没有变，同样中国文化精神五千年也没有变。我说得人心、人性不是那些物欲的东西，而是道德本性，道德本性就是孟子讲的人与动物的几稀的差别，人虽然很多方面像动物，但有一点不像动物，那就是追求美好，追求道德，追求信仰，追求理智那样的存在，这正是孟子对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贡献。中国文化就是立于人的这种本性上，立于这几微之变上。“几”字这一概念西方没有，只有中国文化有。什么是“几”，就是有无，生有，刚刚一动，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它既不是无也不是有，刚刚一动那个时候，叫做几，它那个变化是“几”微之变，几字可以说明万物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人心人性。“思立未起，鬼神不知，一念之动，良知在我”。所以我们民族的道德本性并没有改变。

    第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关系，也不仅仅是政治关系等等，社会关系根本的关系是文化关系，是意义的关系，其中更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关系。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不可能都用经济关系解决，也不可能都用政治关系解决，好多都是用伦理关系解决的。只有用文化的关系，意义的关系，你这个企业为什么要办，办这个有什么意义，这都属于文化问题，你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都是文化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用政治关系解决的，如果我们仅仅追求物质存在，追求经济存在，我们就变成了经济动物，恐怕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都不会这么做。我们要追求这种意义的存在，价值的存在，那么都必须有文化，都必须把中国的祖训落实到我们的文化中去，成为一种自觉。

第三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文化自觉问题。

解决自觉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不自觉了，那么怎么变为自觉。我觉得现在最根本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提出一个目标来。现在复兴，复兴到哪里去，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能像西方帝国主义那样走一条霸道的道路，能到处去掠夺吗？我看不行。所以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王道经济，我们的国家的经济的现代化，应该走一条新的王道经济道路。所谓新的王道经济是一种经济上的人本主义，就是国家性质是为公，而不是为私，以人的存在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以天道治德，仁爱之心为最高精神境界，经观天下，热爱人民，尽心尽兴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谋取天下最大的利益。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天德问题，是对道的体验领悟，那个道无形无相，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能体验到它，领悟到它的存在，并按照它去做。得之为德，适义。仁义就是体悟道的本体存在。天德是什么？天，光照一切，雨露一切，普照一切。我们国家要建立新王道经济，就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像天一样光照一切，雨露一切，不能光照你这个小集团，小家族的利益。有天德才能行王道，没有天德讲王道，那只能是到处掠夺，所以我们的企业不论哪个行业，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是出于爱人民还是出于私心，是为了把经济搞活，把没有生气搞得有生气，还是出于私欲去掠夺，所以也有一个仁爱的问题。目前企业要走出去，我们是像帝国主义去掠夺还是仁爱那里的人民，仁爱人民就是去做生意，没有生意做出生意来，所以中国不能走一条霸道的道路，应该走一条新的王道经济的道路。

    第二，为了适应新的王道经济，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伦理道德形式，这就是现代化的伦理道德形式。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形式是从新教伦理得来的，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是听从上帝的召唤，从那里引出伦理道德精神。中国没有新教，基督教，我们不可能从上帝那里引出来，只有从我们的道里面引出来，那个道就是生生不息，刚健，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有这样的存在引出我们的形式。

最后，恢复诗书礼乐之教。恢复诗书礼乐之教就是恢复仁义礼智教。假使一个孩子生下来不教化就是一个野孩子，国家民族不教化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恢复仁义礼智教，恢复诗书礼乐之教。再就是恢复天理良知。治国平天下，不仅仅是修几条马路，盖几间房子，钱粮多少，根本的问题是人心问题，人心正天下定，人心不正天下就没法定。所以我们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重新回到诗书礼乐教化，这个诗书礼乐，不一定是回到原来的诗经，礼乐，但是要用那样的精神，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来教化，来恢复天道良知。还有加强道德修养，给我们的人民创造条件有更多的道德修养时间。诚信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信仰和信念的问题。在哲学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在宗教伦理上就是最高存在值不值得信仰的问题。中国文化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建立诚的问题有个最高信仰、信念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有个是不是有真理性的问题。诚者无物，诚是贯穿万物的始终的，不诚什么也做不了。孔子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情实感要发自内心，这样才能打动人。现在我们不精又不诚，所以办的事不感人，不动人。但是，只要我们真诚的去做，我相信我们的文化还是可以回归的，还是可以回到这儿来的。

中国文化讲，“大道由善治，浑厚开文明”，只有你大发展了，才能够有个天下善治，你只要这样去做了，你才谋得深厚的文化开出文明来，不然的话那是不行的。所以道一大，我们会创造一个辉辉煌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