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实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司马云杰

       企业文化实践的理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说怎么对待东西文化，怎么总结现实的文化经验等，这里不可能全面去谈。我今天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实践》这个题目，讲三个问题。一、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落实到企业文化中去，能不能付诸企业文化实践；二、传统文化付诸企业文化实践的自觉问题；三、中国传统文化付诸企业文化实践的几点建议，建议可能不符合实际，仅供参考。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能不能落实到企业文化中去

西方文化精神，从古到今都离不开上帝或“逻各斯”；印度文化精神，从古到今都离不开“梵”；中国文化精神，从古到今都没离开过“道”。这个“道”实际上就是宇宙结构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它作为阴阳化育的最高本体存在，就是一个生化万物的宇宙原理。西方文化讲上帝造人，那是一个神话，信仰上帝也只是一种价值设定。我们这个民族是早熟的，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隐退了上帝，代之以“道”的存在，故老子说“道”在“帝之先”，比上帝的存在还早，还要久远。“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存在，是最为根本核心的部分，是国家民族最高的祖训：一切都不能离开“道”。在天为天道，在地为地道，在人为人道，在政为政道，连烹调也讲究味道，并且都规定了具体内容，其它各行各业，也都有自己最好的道，自己的祖训。这是在“道”周流宇宙，贯通万物，落实到具体事物上讲的；而若是就其最高精神讲，就是“刚健、中正、仁义、和平”八个字；就其最核心价值体系讲，就是儒家讲的，以天德王道，仁爱天下。《易传》讲“太和”之道，讲“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周子讲：“圣人之道，中正仁义而已”，就是讲的“道”的最高精神，“道”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的“道”，就其形而上学本体讲，是无形无相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道”的存在，不是空寂，不是虚无，不是什么都没有，都不存在，而“寂然不动”中包含着阴阳、动静、刚柔，包含这一切法则，一旦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就会生出万象，造出万物。因此，中国文化的“道”不是空悬着的，而是周流宇宙，贯通万物的。即使现代自然科学，也没有超过这个宇宙原理。它贯通一切，旁通一切，周流弥漫，生化一切，创造一切，就是“道”的哲学体系；其寂然不动，至精至神，刚健中正，仁义和平，就是“道”的价值体系。因此，“道”的存在，不仅三五以变，错综其数，可以推天下之数，定天下之象，而且君子以此终日乾乾，修道进业，可以达到至诚不息的境界，创造盛德伟业。

由上可知，中国文化的“道”是可以向下落实的。中国的科学创造、器物制造、开物成务、政治法律、社会伦理、道德修养及精神世界，无不是原于道，无不是“道”向下落实贯通，而且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不割裂的。现在，所有的科学包括西方现代自然科学，都没有超出“道”的法则，没有超出这个生化万物的宇宙原理。

传统文化付诸企业文化实践的自觉问题

既然中国文化的“道”，是可以落实到开物成务中去，落实到整个社会人生中去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为什么不去贯通落实呢？不去把它变成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原理，并付诸企业文化实践呢？这有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就是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不了现代社会包括企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承认，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在开物成务方面，在析物之精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但是在最高哲学原理方面，在最高本体论存在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或者说，它的一切发展都还没有超出生化万物的宇宙原理，反而把它支解了，把整个知识体系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片段。这样，所谓的科学知识，也就只有物的存在，而没有精神。正是因为实证科学没有解决精神问题，人生意义问题，所以胡塞尔才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正是因为没有解决精神问题，人生意义问题，所以西方才发生了精神危机。我们也有点精神危机，怎么办？不向传统文化的最高存在寻找信仰与信念，把十几亿都变成基督教徒或新教徒行吗？

不仅精神方面是这样，开物成务方面也是这样。现在按照西方文化搞现代化，也出了问题。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支解了整个知识体系，把它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知识片段，“碎片化”成了没有大用的小知小识，不但治不了国，安不了民，反而造成了一大堆问题。空气污染、水土流失、资源破坏、能源危机，以及造成各种国际冲突、社会矛盾，岂不都是来源于现在所谓西方科学吗？来源这种科学“碎片化”的小知小识吗？不论是以西方文化治国，还是以西方文化管理企业，都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怎样反省？回归到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上来，重新以中国文化最高精神和根本价值体系审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审视西方文化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自觉地以中国文化的“刚健、中正、仁义、和平”的精神，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治国平天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使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中国化。因此，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以中国文化治国平天下的自觉；落实到企业文化建设与实践，就是使企业文化中国化的自觉。这种自觉不是空的，而是要见诸文化实践，见诸怎样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文化的“经商”二字，不叫经商，叫“做生意”，意思就是说，把没有生意的地方，把死寂的地方，把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出生意来，使之充满生意、生机，使之生气勃勃，使之兴旺发达，一片兴隆景象。这样做生意，叫做“仁”，叫做“义”。仁即生意，没有生意，即麻木不仁。要想做出生意，就要追求和谐，没有和谐，就不能生长，萌发生意，获得利益。故曰“利者，义之和也”。因此，“经商”的本义，是仁，是义，就是以仁和义为根本法则，做出生意来，使之成为生机勃勃的存在，而不只是为了赚钱。这样经商，这样做生意，这样搞经济建设，自然不会掠夺，不会为了“利润最大化”破坏生态，不会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更不会不要天理良知，坑害天下百姓。能够以此治国平天下，以此搞经济建设，就叫文化自觉；而这对企业家来说，能够将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价值体系落实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见诸文化实践，使企业文化中国化，就是文化自觉。

国家民族不是个生物群体，而是文化群体。中国所以不同于西方，阿拉伯世界所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不在于地理分布与自然环境不同，也不在于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制度不同，而在于它们文化形而上学存在发展出来的信仰、信念及伦理道德精神不同。这种信仰信念及精神存在，构成了它们社会历史的内在目的论，也构成了国家民族不同本质规定性。这种社会历史不同本质规定性，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的性质。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离不开它的文化的；离开了，就不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在于它有几千年的文化，有自己的根本文化精神。大家想想，如果中国离开几千年的文化，还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吗？不是了。公司企业也是这样。它虽然在科学技术上有着统一性、一致性，但若就其文化本质而言，不同国家民族的企业，也有着不同文化本质规定性的。同仁堂有同仁堂的文化，如果离开了它的文化，同仁堂也就不是同仁堂了。同仁堂是这样，海尔、联通等等，也是这样。所以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这种不同本质规定性，追求不同文化本质的规定性，实现国家民族的自主，企业的自主。

中国传统文化付诸企业文化实践的几点建议

获得文化自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怎样由不自觉变为自觉？现在，大家都在讲复兴，讲中国文化复兴，复兴到哪里去？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能像西方帝国主义那样走一条霸道的道路，到处去掠夺吗，我看不行。

第一，就是应该实行新的王道经济，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一条新王道经济的道路。它的核心要义，就是以天德王道，仁爱天下。天德就是像天一样光照一切，雨露一切，覆盖一切，包含一切，像大地一样生化一切，蓄养一切，负载一切，托起一切。这就是乾坤之德，天地精神。实行新王道经济，就必须有这种精神，不能光是照顾小集团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有天德才能行王道。所以新王道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以儒家天德王道的思想，仁爱天下，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以刚健、中正、仁义、和平之道，协和万邦。我们的企业，也应该实行新王道经济，不仅要对考虑民生问题，还应该把生意带给世界人民，而不能像帝国主义那样到处去掠夺。

    第二，为了适应新的王道经济，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现代伦理道德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从新教伦理来的，故也称之为新教伦理精神。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是“听从上帝的召唤”出发，发展新教伦理精神的。中国没有基督教，我们不可能从上帝的存在引出现代伦理道德精神。从哪里引出？中华民族是本于天的，只能从天的存在，从天道本体那里引申出来，从中国形而上学的大道本体存在那里引申出来。这就是《尚书》所讲“天叙有典”、“天秩有礼”的意思。关于“建立新王道经济与现代伦理精神”，我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专门有一章，讲了这个问题；2007年的《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也连载了这章书稿，大家可以参考，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应该恢复诗书礼乐之教。恢复诗书礼乐之教，就是用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精神重新教育人民，化成天下。恢复诗书礼乐之教，就是恢复仁义礼智之教，恢复天理良知之教，就是随着社会转型，自觉地完成文化转型，使国家民族教育回归到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上来。因此，恢复诗书礼乐之教，不是复古，而是与时偕行，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实现现代条件下的国民教育。

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应该给予国民（包括企业职工）一定的道德修养时间，使其能够获得道德精神生活。陈白沙先生说：“静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道德修养，没有一定安静时间是不行的。现在，人们匆匆忙忙地上班，匆匆忙忙地下班，一天到晚像赶场子一样，根本没有时间想一想人为什么活着，这样活着是有意义的吗？更不要说获得高深道德精神世界了。这样的生存，怎么能培养出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公民呢？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必须给予国民（包括企业职工）一定道德修养时间，使其进行道德修养，这应成为一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