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张力与引力：共同体的文化编码

人物简介：

保荣本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原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共同体是一种社会组织，由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和一定活动规则的人群构成。本文观察的对象是国家、政党和企业，主要探讨的是共同体张力与引力的互动关系以及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互动关系问题。

共同体存在张力与引力

先民们总是面临来自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挑战，人的个体之间又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总是会有人站出来，被众人拥戴，为群体做事。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于是就伴随历史发展至今。

人脑深处存在着某种拒绝死亡，追求身心自在的深层次自我意识。它表现奋发、活跃和竞争的状态，属于一种心理张力。与它相对应的是一种心理引力——使个体的活动得到整合，使共同体运动状态由无序趋向有序的气场，表现为个体对群体的归顺，对领袖的崇敬和对律令的服从。对一个共同体而言，张力赋予它活力，而引力赋予它凝聚力。张力与引力的平衡使共同体内部有序运行并且显示外部其适应变性。

张力是组织活性的本源，以组织的活动力、竞争力、应变力为特征。张力是个体“动物精神”在竞争环境中的释放。动物精神（Animal Spitis）这个概念是近年一位诺奖得主提出来的，指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风险时凭直觉指引、靠自信心进行决断、积极进取、勇于闯新路的精神状态。凯恩斯曾把这种精神称为“人类本能”。组织的张力是由于领导者的有效决断和有效控制，加上被领导者积极响应的结果。影响领导者决断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有治理分工、团队学习等，影响控制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是领导人对恩、威、德、法诸项资源的综合运用水平。影响执行者响应水平的因素很多，从价值取向视角看，包括服从、信赖、学习、能动、协作、奉献等。来自环境的压力、组织内部的矛盾、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经验教训等等因素，都会增强或衰减组织的张力场。

引力是组织良性的成因，以组织的凝聚力、整合力、适应力为特征。引力植根于人们使自己行为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理性。这种理性包含了一系列能够制衡“动物精神”的科学知识。随着人类的财富和知识积累、工具和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高、法律制度完善和组织系统发育，社会理性的平台越筑越高大，共同体组织的引力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但是，由于贪婪、狂妄、狡诈等等人性弱点的存在，反社会的理性也在发展，甚至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引力场强度产生振荡。

人们对张力与引力的响应存在各自的偏好

人体从头到脚都存在着“左右法则”，左脑偏向用语言、逻辑进行思考，右脑偏向用图像和感性进行思考。一事当前，人们在选择它的价值取向时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都在起作用。贫苦农民在土改运动中的斗争精神就是情商（长期贫困所郁积的怨恨以及渴望翻身解放的欲望）和认识模式（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共同体活动中，人们进行有关张力或引力问题的思考时大脑是全面开动的，但情与理的互动关系很微妙而且会因人而异。另外，神经心理学还告诉我们，尽管人的神经联络方式是并行和纵横交错的，但在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工作时，人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同时处理两个以上信息，而只是一种串联（线性）的神经通道，同一时间只考虑一个问题，大脑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间起主要作用。在共同体活动中，每个人对张力与引力的响应产生什么偏好，肯定受他当时的理念、情感和关注热点的影响。例如，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甲接到命令时的第一反应是服从，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乙对命令的反应却不会这样。甲和乙的神经活动，规律相同而第一反应的具体内容不同。甲乙不一样的第一反应，是由于在两个人的意识深处对“服从与自主”这对互动价值元素的排序不同，甲的心里是“服从·自主”，而乙的心里是“自主·服从”。换句话说，两个人对于“服从”还是“自主”这一对价值取向的先后关系存在着不同的预设立场。我认为这就是不同的文化基因。

“服从”与“自主”这对价值元素同某些社会思潮的关系耐人寻味

“服从”与“自主”是两个对仗的概念。在共同体组织中，没有“服从”就没有公共权力，没有“自主”就没有个人权利；没有公权就没有引力场，没有私权就没有张力场，所以，服从与自主是共同体的一对核心价值，是存在着互动关系的核心价值元素。权力与权利的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公权力的价值主体获得了支配他人的权力，同时担当起保护私权利的义务；私权利的价值主体服从公权力的支配，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了保护。这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从某些社会思潮的运动中感悟到。

面对山崩地裂、飓风海啸、异常气候这些自然力，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地无力；面对随机事物的出没，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地无奈；面对自己的大脑和浩渺星空，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地无知。只要还存在着这些无力、无奈与无知，人们对“神”的敬畏就挥之不去。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社会盲目的异已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苦难的恐慌和绝望，在于统治阶级需要它来整合社会。中国君王说自己是天子，日本最高统治者说自己是天皇。斯大林在苏联那个时代被崇拜成神。上世纪60年代台湾海峡两岸都造过神。共同体领袖被神化后，会产生巨大的引力场，它能发动和鼓舞共同体成员去完成需要伟大力量的事业，难怪有人说，搞点个人崇拜有时也许是需要的。过小日子可以各行其是，做大事情就不能七嘴八舌，而需要统一意志。所以，一神教替代了多神教，大汉天子废黜了百家而独尊儒术。但是，在个人崇拜驱使下发生的纳粹党徒的狂热，“神风”飞行员驾机“玉碎”的狂热，肃反和“破四旧”的狂热，也给历史留下了沉痛的记忆。法力无边的一个神圣统驭了天下，引力倒是足够了，而张力却被扼杀，进而使发展陷入停滞或畸形。

物极必反。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反对绝对权威的另一个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权力和权威都是“屠杀人类智慧与心灵”的罪恶，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鼓吹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这种主义发端于19世纪之初的欧洲，却植根于由来已久的人类追求自由、放飞个性的文化基因。

从文艺复兴思潮到思想启蒙运动再到自由主义思潮，四五百年一路走来，人们冲破了神权思想束缚，释放了个体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催生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及与之相应的全球化市场，引发了社会生产力井喷。这就是一种社会张力的勃发状态。自由激发的活力有自发性、能动性、灵活性和多样性，但是从整体看也有盲目性和互犯性，就好像分子在热作用下的布朗运动，时常互相碰撞。能够使这种盲目性得到引导和使互犯性得到整合的力量就是引力。于是，在思想层面，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负面效应的批判，自由理念由消极自由嬗变到积极自由，诞生了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与国家不干预的主张相对立的宏观调控主张以及计划经济主张。

社会思潮是由于许多同向的个人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把价值元素的指向用丰富的具象表现出来了。对立的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社会主体的思想倾向左右摇摆，构成一幅幅人类的观念史画卷。在画卷中的每一个价值主体在某一时刻的价值取向，都可以用某个矢量标志出来。这个矢量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位置，即时点；二是指向，即向左倾还是向右倾；三是力度，即倾向性的强度。例如：“神风飞行员”（位置）“崇拜天皇”（指向）“狂热到了不要命的程度”（力度）。对某一价值主体来说，如果他只有温和的个人崇拜倾向，则他的价值矢量指向个人崇拜的力度是趋向于减小的；如果他只有温和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则他的价值矢量指向无政府主义的力度是趋向于减小的；如果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持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为自己所用，则他的价值矢量就指向了一个新的座标方向并且呈现一个新的力度，进而使服从和自主这对互动元素得到了某种具体的特定的均衡。把一对互动价值元素结合起来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

 在张力与引力之间出现奇妙均势是一种自组织现象

   自组织一词借自系统工程学。自组织现象指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象，而自适应则是人们应对它的行为。

    由巨星爆炸形成的太阳系，由无数个受到爆炸张力和物质引力共同作用的星体，经过40多亿年的整合过程形成今天的格局。我们居住的地球与太阳保持着一个奇妙的距离。如果再近一些或者再远一些，这个星球都不可能保持今天的蔚蓝，就将同另外七颗行星那样，没有大气层，没有水，没有生物。值得自豪的是，人类的大脑今天知道了这个距离的价值。在美国南方今年是一种魔法蝉大爆发的年份，有时每英亩会出现150万只，尽管它的捕食者很多而且放开肚皮吃它，还是会有相当多的魔法蝉存活下来繁殖后代。神奇的是，它下一轮冒出地面要在13年之后（2024年），在这期间，新增的捕食者的数量将会因为魔法蝉数量突然消失而锐减。于是，待到2024年魔法蝉再次大爆发时，又会有相当多的蝉存活下来。魔法蝉这种“用数量淹没捕食者”的路径能够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奥秘，就是13这个质数。数学家破解，就是这个诡异的质数周期使魔法蝉在同捕食者的竞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并不是蝉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个数，而是它们在18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碰到了这个数的种群获得了存活机会，进而与捕食者实现了生物链的均衡。各种奇妙的均衡都是一种机遇。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够意识机遇并且能动地利用机遇。在国家层面，政权“活则分——分则乱——乱则合——合则活”的循环反复现象，演示着张力和引力均衡状态发生的摆动。大国的开创者能够荡平群雄，一方面由于历史机遇，另一方面由于他有过人的英雄素质。改变王朝的社会代价很大，动乱后人心思定，换代时统治者自然就选择了社会震荡较小的世袭制。管理国家是很繁重的公共事务，有恒产者有恒心，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世袭制比选举禅让制有更强的长期激励作用。不过，世袭制也是双刃剑。最高权力激发的权力快感是君王的兴奋剂，它使许多登基前还温良理智的君王，一旦君临天下就渐渐变得肆无忌惮，滥用公共权力来快意私欲，做出许多荒唐的事情来。常言道“天欲谁亡，先令其狂”，“冲动是魔鬼”，帝王的冲动更加可怕。帝王的荒淫怠惰同样糟糕。世袭接班的初衷是降低换代成本。但是总免不了残酷的宫闱之争以及宫廷政变的血雨腥风。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竞争缺失导致龙种的退化或者异化，继承人变成“懒王”、“昏君”或者像北宋的两位皇帝那样，只醉心艺术而无心国政。君王的活性出了问题，公共权力运行也会因为奸臣当道而丧失良性。在国家管理工作方面，人们正在探求处于绝对集中和绝对分散这两极之间的那个均衡点，希望通过新的价值取向导致张力与引力的均势，进而达到放而不乱、收而不死的理想境界。在政党管理或企业管理中，这也是一种理想。

在张力与引力两极间寻中求和是一种自适应行为

   二元对立是自组织现象，他表现为：政治版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授权方式由禅让到世袭到民选，权力结构由集中到分散，社会管理由民众自治到政府专治，政党组织由松散到紧密，企业组织由分立到集团，国企由政企合一到政企分离......。从全球视野和世纪尺度观察这些事件的文化品性，能看到人们的选择在两极之间有摆动现象：有人总想摆脱极端`处境，寻求到一个两全的中和方案。历史证明，这种中和域往往`也是存在的，尽管找到它并非易事。例如郡县制、科举制、宪政制、股份制、公司制等等都是在二元对立条件下寻中求和的杰出创新。

寻中求和：没有终结的答案

   中国的秦政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制度，到了工业时代就不如英国宪政了。乾隆时代中英旗鼓相当，过了几十年，英国“日不落”而大清跌落进半殖民地深渊。日本学宪政后，打败了俄国和中国。于是，中国的先贤们`看好了宪政。大清、民国、共和国都举起了宪政旗帜，上个世纪里出台了一部又一部宪法，但是向宪政的过渡却历经风雨至今没有到岸。如何改良传统文化土壤防止南橘北枳现象发生，怎样突破既得利益势力阻抗坚决深化改革，如何防止“左”的或右的过激行动，控制改革风险。这些都是有待求解的问题。《管理百年》作者斯图尔特·克雷纳说：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