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与企业文化建设

再从文化上看，由于企业文化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不可能脱离新文化而孤立地存在，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产生条件，必须把新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整个文化背景来考察。社会主义新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特色。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新文化区别于旧文化的重要特征。就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来说，如果忽视了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忽视了人的主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那么企业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然而，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微观经济单位，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企业中的人与人的交往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这个大的环境而实现的。假定整个社会被旧文化所支配，假定作为旧文化核心的非科学、非民主的思想统治着整个社会，人依然得不到尊重和得不到关心，那么一个企业自身也就难以形成正常的人际关系，企业与职工之间的适应也就缺乏基础，这也就谈不上优秀企业文化的建立与发展。由此可见，建设以科学民主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又可以被看成是企业文化形成的文化条件。

那么，作为企业文化的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企业文化同新文化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谈到新文化的形成时，我们又不得不联系到“五四”运动以来在我国所经历的新文化与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旧文化的长期冲突。这一长期冲突表明新文化的建设是艰难的。新文化面临着强大的旧文化力量，从而不得不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生长着，并通过一代又一代新文化的宣传者来扩大自己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旧文化以摧毁性的打击，但是旧文化并未因此而彻底销声匿迹，况且新生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尚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所以可以说，新旧文化的冲突至今仍在延续。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认为客观上已经形成足以导致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成长的新文化环境。企业文化之所以至今仍被人们所误解，企业讲究效益，敢于竞争，敢于冒风险，以及用利益适应的原则来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等等做法之所以至今仍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不能说同社会缺乏新文化环境的状况没有联系。这正是优秀企业文化迟迟未能形成的又一个原因。

与经济体制改革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在文化领域内要进行变革并且使新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相比之下要困难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不会遇到阻力，不会发生波折。就以新型公有制的建立来说，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阻力和困难，这方面的进展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新型公有制的建立，包括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变，企业与职工之间关系的改变，特别是职工不再以名义的所有者身份出现，而是以实际的、具体的所有者身份出现，也需要涉及传统价值观念被抛弃和现代价值观念的树立等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只要朝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公有制的建立等方向前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就具有最大的说服力，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是有成效的。

这时，无论什么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新型公有制进行非难，都会在得到经济改革实惠的广大群众面前被冷落，包括企业文化在内的新文化的建设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响。这涉及到包括企业文化在内的新文化建设意味着人们一套旧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旧文化在这些方面的统治是牢固的，阻力不仅来自社会，而且来自人们自己。企业文化的成果固然可以直接反映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上，但人们往往不把这种效益的提高归结为文化建设的成就，而仅仅把它们看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相反地，新的就业观念、新的劳动报酬原则、新的福利标准、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消费态度和投资心理等等，很可能引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文化深刻影响的人们的不安，因为这一切都与传统的看法不一致了。企业内部存在着这种不协调情况，企业外部也存在这种不协调情况，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在文化方面所遇到的阻力要比在经济方面所遇到的阻力更大，清除这些阻力的文化建设工作也就必定更加艰巨。

深化企业改革，虽然包括承包制的完善，但决不仅以完善承包制为限。试行股份制和在股份制基础上发展企业集团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型公有制得以建立，企业文化建设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谈到企业家成长条件时还会再提到。现在，让我们接着考察，包括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取得对旧文化的决定性胜利？通过以上的论述，实际上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新型公有制不仅已经建立和发展，而且已经日益发挥其巨大的优越性，从而新文化有了自己强大经济基础的时候，也就是在新文化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基础在社会各个不同方面来清除旧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上述问题才能解决。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谁是新文化的主体？

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思想的宣传主要依靠知识分子。今天，知识分子仍然起着这种作用，但必须指出，假定社会上只有知识分子关心新文化活动，参加新文化活动，宣传新文化，那么新文化的影响仍然有限。甚至可以认为，旧文化仍然在支配着除知识分子（或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外的其余的人。从“五四”运动以来，企业界并不是新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企业职工也很少关心新文化的建设，至于广大农业生产者，他们同新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少了。从经济方面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正如前面一再提到的，新文化的蓬勃发展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公有制建立，从而在使新文化具有自己强大经济基础之后，企业家、企业职工和农村中的新型公有制的所有者，作为亲自参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承担者，他们必然会越来越关注新文化，积极参加新文化的建设。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将认识到科学与民主的价值。他们根据亲身的感受，将了解“人的现代化”的意义。新文化以人为中心，这与强调平等竞争精神，强调效益，强调创新，强调人际之间适应关系的企业文化是一致的。企业家、企业职工都主张平等竞争，都重视效益，都致力于创新，并且都把建设适应关系作为开展交易活动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本质上是新文化的支持者、实行者。他们身上仍保留的程度不等的旧文化影响，将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被他们自己所清除。这样，他们就会以新文化的主体身份出现于中国的舞台上。不但中国经济的面貌，而且中国文化的面貌，也将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惑，这就是，假定除知识分子以外的广大工人农民对新文化不关心，不重视，对旧文化却难舍难分，甚至还留恋不已，那么新文化始终只能在狭小的圈子里传播，新文化何年何月才能取代旧文化而居于主流呢？现在，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答。知识分子今后当然仍旧是新文化的支持者、倡导者，但同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为新文化而奋斗的，还有企业家和企业职工，还有那些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场经营者。

（本文节选自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1988年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作得题为“企业改革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学术报告）